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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信:美的艺术终结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6-12 19:01:38 | 文章来源: 程美信的博客

美的艺术终结

程美信

讨论艺术问题,在中国首先要面对“美即艺术,艺术即美”的原教旨主义;它排斥审美之外的一切艺术,旨在维护既定权力体系的规范秩序,任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从根本上危及既得利益集体的权威地位。因此,巩固美的艺术地位,成为制度美学的中心思想。换言之,当代中国艺术问题是绕不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矛盾,并体现出工具维新和制度维旧的价值冲突。因此,要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文艺体系,首先必须突破僵滞而霸道的制度美学,毕竟审美文化与饮食文化一样天经地义而又微不足道,为何而活着才是人与世界的本质问题,也是艺术的最高级形态,当自我之真都不复存在,再美观的皮囊也是俗不开耐的。毫无疑问,强调美的唯一性不仅是艺术的返祖现象,也是历史创造本能的倒退。

一、美的制度暴力

当美成了一种不可挑战的艺术范式,它必然上升为扼煞自由的文化暴力。艺术的原始形态是人类情感本能活动,假如它被限制在美的笼罩中,文明必将萎缩。只要艺术保持创造力的激情本能,它必须寻求自身内部的革新解放,并更加有效得力地促进历史的发展。因此,在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艺术的主体形态也大不相同,相对落后保守的社会,其审美文化也相对稳定而单一。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当代人文主义学说的普遍否定,但不可否认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包含了内在质量的水平差别。当代艺术对美的集体叛离,根源在于它对现代文明越来越迟钝乏力。可以说,美已是一种麻木不仁的条件感受,成为一种文明驯化的仪式技艺,从根本上背叛了真善美的原始精神,更是藏污纳垢的腐朽掩体。

现代派先锋艺术的第一枪便是朝向美开火,根源在于它成为腐朽文明的病灶。现代艺术从美的主体中心游离出来,建立了一个形式丰富多样而内容包罗万象的开放体系。印象派艺术是最初质疑美的技艺纯粹性,可它的拖泥带水,不可能彻底从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而唯美主义则试图在美的腐朽掩体内开辟一片净土,两者最终都自身难保,为了现代派艺术集体叛离这一腐朽疆域提供了经哲学准备。

美的腐朽在于它无法给人类情感提供一道健康食粮,相反成为了一种诱惑欲望的驯化技艺,那就是僵直地捕抓美和再现美,如古代帝王在淫乱中耗尽了生理能量,唯有通过歌舞声乐确保情欲的持续体验;再有如原始宗教艺术,通过活人祭来贿赂神灵,从中换取蔽护,这些都是技艺异化的产物,成为亵渎生命的文明仪式。伴随现代文明发展,审美文化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驯化技艺,如德国纳粹和中国文革,把崇高与浪漫滥用到美的极致程度;还有是当代大众流行文化与后工业美学,同是对美的技艺进行了拐卖。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捍卫美的技艺是非常可疑的,不是心智迟钝就是心术不正。在近代唯美主义浪潮中,出现了“现实的一切都是艺术之敌”、“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的思想主张,它源于美遭到了恶俗毒化,引发了一场美的净化运动。美作为一种原始的情感本能,在它的技术驯化过程,携带着复杂的文明习气,不能朝向更加纯粹方向发展。纯粹美的自然性是无需技术驯化,技艺化过程只能使美的越来越不纯粹,这便是现代艺术叛离美的根源。可以说,艺术史成了一部美的叛逃史。

现代艺术对美的叛离,这是历史自觉的本能表现,是文明对文明、艺术对艺术、社会对社会所必须承当的负责使命。原始艺术对美的捕抓驯化演变为一种文明异化,正如演员与观众对美的共同需求,被表演和被感受的“眼泪”是驯化产物,跟真实情感已毫无实际关系,它成为练演技术与催泪药剂的结晶物,这导致美与真的分化决裂;对美的叛离转化为对自我之真的还原。黑格尔把“自我认识”与“自我现实”作为通往绝对理念的最终途径,这毕竟是哲学王的理念设定,当人类普遍达到这种绝对理念的自觉状态,人人都是哲学王,一切之一切全然终结,何况艺术和哲学。对美的叛弃,只是艺术走向真正自由的开始。

二、唯美主义的历史悲剧

19世纪后期,一场捍卫“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在工业文明的烟雾汽笛声中诞生,它旗帜鲜明地抵制功利思想、市侩文化、庸俗趣味,试图重建“出污泥而不染”的纯粹美,并把它作为生命存在的绝对伦理。事实上,它不过崇高浪漫主义的最后绝响,成为一种扭曲病态的柔弱气质。唯美主义对纯粹美的追求,一个重要条件因素是工业文明引发了一系列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造成一些对现实深感绝望的艺术家走向自我救赎,试图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建造一道隔墙,防范美遭到外部毒化。但是,唯美主义与维护情感自由的印象派艺术一样,从本质上没有摆脱传统艺术的既定疆域,对复杂而矛盾的现代文明缺乏积极介入的主动信心,反而充满了自闭性的守旧情怀,至少印象派艺术给现代艺术开启了叛逃大门,而唯美主义却一味儿死守在美的疆域,结果成为了美的殉情者。

现代民主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美成为最实在的情感商品,以致魔鬼比上帝更能发挥美的魅力。伟大而真情的艺术家,不免陷入了浮士德博士困境中而难以自拔。表明了美的纯粹性的原始本质,对复杂的现代文明是毫无抵御能力。为了坚守美的纯粹圣洁,不惜给艺术设立隔绝的净化屏障,结果导致与外部的彻底脱节,以及自身的弱不禁风,更别说对历史文明发挥积极作用。如同中国文人艺术,把追求一种虚无主义气质作为自身的情感慰藉和处世哲学,并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审美范式,即所谓的“高雅艺术”。此外,唯美主义又遭到现代艺术的叛离与批判,视它为一种充满病态洁癖和腐朽保守的没落艺术。事实上,按照唯美主义艺术的伦理洁癖,纯粹美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神圣情感,在创作过程便完成了体验满足,无所谓此外任何一切的结果意义,否则就亵渎了纯粹美的神圣伦理。这势必引起它与大众世俗审美文化是格格不入,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创造力表现。真正的唯美主义圣徒,只能走向殉情来实现的美的节操,无形中自绝了历史社会。

王尔德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表达出对世俗一切的极度不屑,并将他的艺术主张贯彻到活动之中,认为生命必须服从美的纯粹法则。然而,除了舞台上一度的灯光焕发,唯美主义者在现实中是焦头烂额,连精神呼吸都深感困难。离开了那剧场、那声色,一切都随之云消烟散,人们还是要回到了现实当中,不论生活本身有多么龌龊。这些,让唯美主义感到痛不欲生,他们只能孤芳自赏和穷心吊苦,成为被伪美主义者活生生吞噬的对象。时至今日,人们试图在艺术作品和伦敦剧场里感受到王尔德的存在,这位绝后无嗣的艺术圣人,满足了人们的情感仪式,纯粹美所能引发心灵颤抖不外是原始的本能情欲,没有人愿意接受唯美主义那种刻薄的伦理节操,如似净洁的土壤无法长出的生命果实一样。正是如此,导致艺术家族的集体叛离,积极融入到历史现实当中,成为历史文明的弄潮儿。确切的说,纯粹美只存在于文明之前,即老子所说的“大美”,作为文明社会的艺术家,必须对文明社会的负责,技艺本身就是文明与历史的总和。

三、美学的终结

美学源起于对审美经验意识的哲学思考,这种关照超过了对艺术本身,也是先验主义古典美学一直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根源在于它缺乏相关的辅助手段,如同要做梳妆台的木匠缺少细木工具,出来活儿总是简陋不堪。早期美学家凭自身的思想创见,并发展出一些貌似系统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如德国康德、黑格儿、费希特、谢林等人,他们的学说是演绎性的命题美学。然而,当传统美学面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便彻底划上了句号,成了思想史的考古对象。实证主义以及分析美学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环境论”,不仅把艺术作为一种思维语言的条件产物;还有是存在主义哲学对审美教条与理性秩序的批判,激励着法兰克福学派和解构主义哲学对历史文明的否定,导致囿于经验考察经验的传统美学的彻底退场。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整个历史场景的发展变化。

实证主义学说的潜在基础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全面兴起,它首先确立了自身不再对不可言说的问题进行多余的阐释,同时搁置了一切不可实证的语义悬念,这无疑判处了命题美学的死刑。其次,关于审美意识,它被生物神经学、思维心理学、社会学和现代仪器的把握解释,不再是哲学关照的核心对象,艺术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人与社会的存在问题。除了生理现象与自然科学之外,现代文艺理论集合了文明比较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逻辑学的知识共享系统。为此,一度引发人文学者对分析美学以及实证主义的强烈不满,成为一种话语权的激争,但现在已心平气和,并达成“美学已无法在解释当代艺术现象”的普遍共识。但是,在中国则是例外,艺术创作与理论关照的主体对象仍旧绕不开美这一命题核心,否则便造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全面歇场,因为“美即艺术,艺术即美”已成为一种产业化话语,而不在于的是非真伪。这些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思想创造力的枯竭局面,离开了“天人合一”与“美即艺术”语场,便意味着所有诠释的全体失业。基于这一学术谋生危机,导致“洋为中用”后注释派的呼之欲出。

丹托在《美的滥用》中宣布,审美已经不再是艺术家关注的核心对象,它已成为一种既定的历史实事,宣告了以美为中心的艺术终结,而艺术作为历史文明创造力的组成部分,必然因为文明历史存在而存在。丹托的学说还是遭到了很大质疑,根源在于审美文化仍旧具有大众社会基础,因为流行文艺的生理情感满足是不可动摇的日常趣味,从当代消费文化与技术美学也大抵如此。不过,艺术的自由丰富性在促进审美内部的流变,以致反传统成为新传统。在文化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大众审美趣味也呈现出一种不断翻新的流变活力,反之,在一个专制保守的社会或时代,大众审美趣味相对的迟钝呆滞,甚至出现回光返照的逆流亢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德的美学思想一直无法贯彻到艺术实践之中,美与真始终是无法融合的文化矛盾,两者因为历史推进而越加分裂。兴许,美的伦理冲突是永恒的思问――抑或是文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所以,新康德主义作为一种纯粹哲学思考,把艺术问题都作为人类存在的终极命题,思考即存在的本身。另外,当代的科学与艺术,总体上是反哲学的,表明了美学理论始终处于非实践层面;科学家用实验数据说明实事,不再对不可证实问题进行主观裁决,艺术家通过主观感知的自由释放,表达出一切可以表达的一切。

四、美的中国症结

现代艺术与美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立场:一是对美的反叛性批判,二是对美的无涉性远离。由于现代文明并非中国本土生成,它的到来引发激烈的不适具有双重表现,如同种子被移植到没有驯化土壤里一样,它们谁也不是原因的主体。尽管文明均有人性的普遍基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驯化。在此之前,两者的矛盾关系势必导致一种社会的文化分裂;首先,国家机器出现了制度分裂矛盾:一方面追求军事、生产、物质的现代化,确保国家民族存在的世界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排斥制度、价值、道德的现代化,防范传统权力体制的瓦解,因此在文化艺术上强调民族传统的主体价值,旨在维护极权主义既得利益的稳固性,而不在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古典主义艺术核心是审美对象,它必然导致制度美学的主导地位,不论是士大夫文人雅艺术还是民间大众俗艺术,作为既定艺术的权威范式,意味着跟传统文化势力是连带的精神共同体。换言之,审美文化演变为权力驯化的愚民技艺。

众所周知,中国雅艺术的精神内核是老庄思想和魏晋传统,一种追求消极无为和趋利避害的出世技艺,它的虚无主义超脱气质,实际上是自顾自身的冷漠态度,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力量,并纵容了世俗权力的肆无忌惮,同时塑造了士大夫阶层的冷血禀性,艺术极美境界是“大智若愚”和“损之又损”。此外,美的技艺成为人神共构的驯化仪式,彻底消解了纯粹美的原始精神伦理,神圣转化为一种世俗权力的用功目的。那么,艺术作为出世的精神家园,它在现代文化社会已成为一种彻底异化的精神现象,人在们缺乏出世需求的情况下,把出世技艺作为一种孤立的审美典范,并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制度美学。之所以,中国文化艺术始终处于历史被动状态,人人可以装成“牛鬼蛇神”的同时,人人又可以打倒“牛鬼蛇神”,表明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过是权力驯化的历史祭品,如同极端自私的共产主义信徒一样龌龊虚伪。美的最终成了藏污纳垢的庸俗技艺。

中国文艺理论在总体上没有达到欧洲先验主义的哲学水平,这也是现代文明不可能诞生于中国土壤的根本要素,感性广大与理性精微是决定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必要基础。中国文艺理论从刘勰、谢赫、张彦远、石涛、王国维等人均不成体系,囿于经验诠释经验的循环体系。直到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梳出“不洋不土”、“不新不旧”的美学体系,但却没有摆脱传统注释学的基本方法。如《延安文艺主导》是影响中国半个世纪的制度美学,它的系统化离不开苏联革命文艺理论,周杨等人在30年代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生活”、“认识生活”和“教育生活”的艺术主张,改造为社会革命的暴力美学,转而到了80年代才开始反思,但关系到国体纲领和伟人意志而不得不草草收场,自由化思潮最终成为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美学的“反革命”学术。社会整体生态难以形成文艺思想的自由氛围,包括大部分艺术家都奉信唯美原教旨主义,他们和全体国民都是制度美学的拥护者,不可能支持美之外的艺术。可以说,没有人性真善美的健康基础,任何艺术都必定是一种反人性的文化暴力。当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首先必须摆脱传统文化艺术的冷漠贫血,主动走出美的笼罩,才能自由地吸收新鲜空气,否则不可能有康健的生命活力。

历史恶性循环总有惊人的一致性,西方后学在中国的兴起,又成了一种“洋为中用”的新型招魂术,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论、东方主义,成为中国新极权主义的理论工具。西方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与文艺媚俗主义的后学理论,源起于资本主义文明、宪政民主制度、中产阶级社会高度发达之后,引发独立知识分子对它的批判性关照,旨在避免它的泛滥成为一种历史新灾难。然而,在中国连私人财产、民主权力、文化自由都无所确立,拿西方批判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艺术媚俗的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社会语言中,无异于迫使瘦子进行减肥一样恐怖。这种“洋为中用”的理论错位现象,必然成为一种学术暴力,纵容了国家专制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保守主义的肆无忌惮。好在……现代技术文明在无声地推动历史进步,激发普通人的日益觉醒;除非中国拒绝现代化的一切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关起门来过着“天人合人”、“吃脑补脑”、“民族特色”的蒙昧生活,否则民众觉醒和历史进步是势不可挡。因此,当代中国艺术不从唯美主义原教旨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建立一个形式丰富多样而内容包罗万象的自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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