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林
上月我同鲍加先生从皖南宏村回合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同他谈起去年安徽版画在巴黎展览朱德群参加开幕式的事。
我问，朱德群是世界级艺术大师，八十几的高龄，且住在巴黎远郊，怎么会赶来参加开幕式呢？鲍加说：“那是因为我给他写了封信，我的邀请他不会推辞。”我再问为什么，便引起他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打开国门，艺术家们纷纷出国学习、参观、交流，鲍加也是当时的艺术家之一。他到了巴黎，并去拜见了安徽同乡朱德群。朱德群对家乡来访的客人不冷不热，令鲍加很是意外。
忽然有一天，朱德群请鲍加去自己家吃饭，但仍然是在不冷不热的气氛中。朱德群谈起多年未见的在家乡淮北劳改农场服刑的哥哥，并委托鲍加回国后前去看望。
鲍加是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省政协委员，自信能为朱德群的哥哥做点什么。他回合肥后第三天就去了朱德群哥哥所在的劳改农场。那是个破烂不堪的地方，所住屋子跟牛棚没有两样。朱德群的哥哥已被改造得很苍老很麻木。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劳改农场，他说一九五六年。问他被判几年刑，他说判九年。问他为什么在劳改农场里服刑二十几年，他说没有人放他出去，他不敢走。问他因何罪判刑，他说，因为他弟弟朱德群在海外的问题。
何等荒唐！弟弟在海外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而哥哥因此被判九年的刑期。这因弟服刑的哥哥竟被人们遗忘，被遗忘在一个劳改农场二十几年。
我的堂哥同朱德群哥哥的遭遇何等相似。一九五九年不知什么原因被拘留了几天，回到队里以后治安主任就把他当作管制分子对待。一年不知挨整多少次，也不知被派多少义务工。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弄清他什么问题也没有，更没判什么管制。他竟然被管制了近二十年！
所幸的是，在鲍加的努力下，朱德群的哥哥迅速得到甄别，恢复自由，安排了工作。
我堂哥在兄弟们的努力下被平了反，做了自由人。
同那些因冤屈死在劳改农场和管制下的人相比，朱德群的哥哥和我的哥哥还算是幸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