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江东晛
《浪潮》的情节非常简单，它改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在电影中，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赖纳·文格尔被迫去给高中学生用一周的时间讲授“独裁政治”，他突发奇想决定进行一次教学实验，看一看纳粹是不是距离现实生活很远。没想到，不到五天，一个名为“浪潮”的极具凝聚力的集体就形成了，它开始表现出制造很多群体性罪恶的危险的苗头，而当他企图结束这一教学实验时，一名过分依赖这一群体的心智不健全的学生——蒂姆——在开枪射伤一名同学之后饮弹自尽。
真实的故事原来发生在美国，而导演将其移植到了德国这一片土地上，其表现出来的效果更加令人震惊。于是，很多人将这一案例与“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样的大问题联系了起来。极权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值得政治思想家们用一生进行思考，我对于这个概念不太敢发表意见。而且，我认为单单是影片中的情节，离真正的极权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它只能说明极权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可能性，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同样的事件逻辑，在美国和在德国都会发生，而如果考诸历史，个人服从于集体，并在集体的大旗下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法国不是有雅各宾吗？不是有布朗热运动吗？中国不是也有文化大革命吗？不是有“抵制家乐福”吗？如果再将目光放广一些，世界上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教派冲突、反政府示威、民族主义运动，哪一个不伴随着暴力，而哪一个不是以群体为单位、打着群体身份的旗号制造暴力的呢？这些运动离真正的极权主义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和同样与极权主义有很大距离的本影片的情节却是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群体政治的逻辑。
详细叙述故事情节并不必要。但是，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和细节中透露出来的时代背景却是有必要进行交代的。在影片开场3分钟的时候，文格尔向校长理论，希望能与维兰德交换题目，去讲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独裁政治。他提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柏林念过大学，在克罗兹堡待了五年，还参加过五一游行。”克罗兹堡是柏林下辖的一个区，是德国非常著名的反传统基地，特别是左翼的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在这个地方非常盛行。至于“五一游行”，我们不知道文格尔参加的具体指哪一次，但是在2008年和2010年，柏林均发生了大规模的五一游行，并且都引发了骚乱。每一次五一游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与新纳粹关系密切的极右翼分子在劳动节当天游行，为了破坏他们的计划，每次都会有为数更多的左翼激进分子，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同样的街区游行，并与右翼分子发生冲突。为了维持秩序，警方往往也会在冲突中成为受害者。
在今年5月4号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我看到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一名警方人员说，参与骚乱的部分年轻人并无政治目的，仅仅是想体验一下暴力活动的‘滋味’。”这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必定是先接受了某一个主义，才会为了这个信仰进行斗争。然而，这位警察却告诉我们，很多人是为了“斗争”，才参加一个信仰团体。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对德国的政治生态基本无知，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研究德国目前的政治光谱，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的主张都是什么样的。极右翼分子就是我们熟悉的新纳粹，针对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他们宣称代表穷人的利益，反对移民抢占德国本土公民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他们就将“种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重新抬了出来。而左翼分子的主要任务，除了反对“种族主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反对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带来的并不是自动的和谐，而是贫富分化的加剧。他们主张一种更加平等的政治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必然也要代表在全球化中受害者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也是穷人。而他们反对全球化，在实践后果上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虽然在理论上，反全球化可能不一定就必然高喊民族主义）。我们知道，种族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由此观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们把两种理论在实践上的后果推到逻辑终局的时候，发现它们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警察说的话：很多年轻人仅仅是为了体验暴力的“滋味”，因为他们不想区别理论上的差别，同时，理论上的差别也往往不好区别。那么，不如随便加入一个组织，然后体验这种为了群体的信仰而征伐“异教徒”的快感。吸引他们的是“群体”本身的价值，而不一定是“群体”所为之奋斗的那个价值。这两个价值往往会被混同，但是在本质上截然相反。共产主义者的群体、民族主义者的群体和纳粹主义者的群体，在口号上千差万别。但是，作为群众性运动，它们有着共同点：个人都服从于这个群体，为了群体本身的价值“斗争”。
本文之所以认为文格尔先生进行的教学实验与真正的纳粹复活还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基于上述这种概念的差别。纳粹的极权主义，虽然其本质也是强调群体本身的价值，但是，在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群体组织之前，他提出了很多许诺——通过打出“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这样的旗帜，希特勒和他的左膀右臂承诺，只要实现他们的主张，就能够改变魏玛共和国目前的悲惨现状：经济萧条和民族战败的耻辱。然而，在电影中，似乎文格尔先生在进行教学实验的时候，没有在一开始就提出组建群体要实现什么远大的目标，而是上来就强调纪律性和服从，以及集体能给大家带来的“平等”的感觉。我们看到的是，到了电影的最后十分钟，也就是文格尔先生决定通过一种“反讽”的方式结束这一实验的时候，他才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喊出了“浪潮”所要达到的目标：“德国近年来每况愈下，我们是全球化中的输家，但政府却告诉我们：努力干活，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方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经济的傀儡！失业率必须下降，我们还是出口大国！但实际上，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恐怖活动是现今最大的威胁，而恐怖活动正是我们自己，通过散步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欣赏这一切！……‘浪潮’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团结一心，其利断金！今天，我们此时此地，将创造历史！……从这时起，‘浪潮’将席卷整个德国！谁要是阻止我们，‘浪潮’将把他吞噬！”之后，他命令手下将“叛徒”马尔科带上台来进行“审判”。
这些都是罗伯斯庇尔、希特勒，还有很多激情高涨的“领袖”共同的语言特点——运用断言、不容辩驳的言辞，采用非常激昂的方式传播出来，并且每一句话都直指现状的危机。关于领袖在群体运动中的作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进行了非常出色的阐释。然而我们知道，这些乌托邦理想的提出，是在‘浪潮’这一组织形成之后，而不是形成当初。我认为这并不是导演的失误，相反，通过展示这样的情节，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发人深思的情形——单单是具有“不满情绪”，甚至是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不满情绪，就足以形成一个力量极大的群体，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反而并没有成为形成群体的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何以说这样的“不满”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并没有看到直接反映文格尔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指出的那种现象，即在学生当中，因为贫富而造成“阶级意识”的分化。相反，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他们对于现状都有不满情绪，而这些不满往往不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指向经济问题的。在影片开始8分钟的时候，导演向我们展示，文格尔班上的同学在歌舞厅聚会，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场景：喝酒、跳舞、男女拥抱，一个总喜欢哗众取宠的男生甚至拿酒瓶子做出自慰一样下流的动作，还博得了同学们的欢呼。接下来，在两名同学的交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所有的价值观都不存在了，对不对？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这一句话是全片的亮点，因为我们发现，它与尼采的言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尼采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他之所以叛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感于现代性带来的压抑的社会环境。我们都知道尼采的政治哲学是“超人哲学”，这种“超人哲学”直接导致了纳粹思想的诞生。但是，关于超人哲学的合理性，我们了解的却不多。为什么尼采鼓吹“超人”？他不是疯了，而是说出了时代精神最大的问题所在。在现代社会中，一切人的平等所带来的并不是所有人的精神都到了哲人的高度，而是使得最大多数平庸人的价值观成为了主流价值观，导致了社会的普遍庸俗化，任何伟大的、高贵的价值都在“平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中消失了。“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继承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而他使用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来源于每个人“获得认可”的欲望。在人类文明的第一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荣誉而战，但是，意志坚强者成为了主人，而意志薄弱、没有取胜的人，则成为了奴隶。从此以后，主奴斗争就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人为了维持荣誉，就要压制奴隶，而奴隶为了“获得认可”，就要推翻主人的统治。而到了现代社会，政治格局的重构解决了“获得认可”这一困扰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难题——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相同的“认可度”。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然而，历史也将在此止步，而不会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任何事件，而是不会发生任何“历史性”的事件，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都会在平等的社会中得到化解。然而，当斗争结束了，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没有斗争的动力了，没有历史的向前发展了，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充满生气的，是不是可欲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平等化意味着均质化，均质化意味着平庸化。尼采就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提出了平等社会中“最后的人”这样的概念的。他认为，这样的人是“报废”的，他们非但再也体现不出来人性中任何超越性的潜能，反而可能会安于现状而发生堕落。现状是什么？往往不是每个人高尚的互助精神，而是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周围的事情，因为再也没有伟大的目标值得他们跨出自我的狭小范围而努力奋斗了。于是我们再来看影片中的那句话，就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思了：当今人想叛逆，为什么？因为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其实是极端压抑的。但是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价值观都不存在了，因为一切关乎人类价值的问题都以“平等”的名义解决了。由是，他们需要一个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然而，这样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并没有说，也不知道。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不平衡——对于目标的“需求”远远大于需求什么样的“目标”。也就是说，进行斗争，打破目前这样一种沉闷的社会现状是最重要的。但是，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为可欲的社会？什么样的价值才是人类最崇高的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价值，什么样的手段才是最合适的手段？这一切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答案，没有任何人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而我们知道，需求的急迫性往往意味着“无病乱投医”，斗争的急迫性往往使人们为了斗争而斗争。这样一来，哪怕是没有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这样的“大词”，单单是存在一个可以接纳一个人进入的集体，并且这个人能够为群体本身的价值进行斗争和服务，那么，有着急迫需求的人就会立即加入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影片中会形成一个没有乌托邦许诺的群体，也就是为什么德国的那位警察会说，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只是想体验一下暴力的快感。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遵循上引影片中的话的逻辑，而并没有对于逻辑本身进行检审。我们不能不问：为了一个目标进行斗争，为什么需要“团结在一起”？为了体验暴力，为什么要加入一个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要打破目前沉闷的状态，如果个人要实现自我超越，难道不存在一种社会条件，使得个人可以完全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奋斗？这是一个很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为了理解“个人”，我们有必要对“个人”的历史进行一番概略性的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其实源自于一种“自主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理性地决定自己的人生的权利，而他人、特别是政治权力，是不能干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的。“自主性”的概念奠基于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预设之上，那就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保障他们在不受政治力的干涉的情况下，在诸多的选择中辨明善恶，并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善的目标。而一旦构建一种自由的、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社会，那么，人类社会就能够达到自动的和谐。而政治权力的职能往往在于协调和保障安全，而不是代替别人进行选择。在这样的理论想象中，我们发现，每个人似乎都是非常伟大的——每个人都有理性的能力，都有选择的能力，都有明辨善恶的能力，而每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自由。
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人类真的会为自由而永远欢呼吗？真的是所有人都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吗？自我选择权难道真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吗？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正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才有产生的可能。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感慨：当今社会不是选择太少，而是选择太多。如果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犹豫；而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是若干种选择，每一种选择似乎都有光明的前景，而你长时间无法辨明哪一种选择最好，这样就会产生反复的踌躇，踌躇久了，就会发生迷失，造成身心俱疲。对比一下高中和大学就能理解这一点了。在高中，选择很单一，目标很明确——除了高考，你还有什么选择？于是，每个人都要硬着头皮走这根独木桥，并且在这种没有选择的环境中向往大学能进行自由选择的“美好未来”。然而，到了大学，我们却发现，选择过多，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痛苦：是学术？还是干学生工作？是干团委？学生会？还是社团？毕业之后是出国？还是保研？还是工作？还是考研？还是工作几年后再考研？我已经听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有的人终日围着未名湖沉思默想，有的人终日在寝室对着电脑发呆，还有的人成天在校内上进行抱怨。还有的人嫌这样的选择太累，就干脆不选择了，走一步算一步，随波逐流就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开始怀念起高中生活了：有老师在鞭策，有高考的明确目标，不用自己进行任何的选择，这样的日子虽然单调一些，但是至少比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方向感好很多。
这种现象迫使我们必须思考“自由”这样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哲学家都将“自由”当作人类应该实现的最高价值，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几百年来，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一再打破传统加在社会生活上的枷锁，不断解放自己。人是具有对自由的向往的，这一点深深扎根于人的固有的本性当中，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自由真的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如此值得珍重的吗？未必。当政治哲学家认为自由是人类心底最真诚的呼唤的时候，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自由其实只是人性当中的基本倾向之一。自由应该是每个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然而，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对这一价值的追求，或者希望采取其他的手段追求自由，但是到头来发现这样的手段与最终的目的是不相符的。上一段中我们叙述的那种带有普遍性质的怀旧情结就说明了这一点：自由是崇高的价值，但是为了实现它，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一个真正能够在现世时时做出选择的人，看来是一个意志力要非常坚定的人：他必须直面各种选择给他带来的风险，必须承受抉择过程中的一系列痛苦，必须准备好承担抉择后的一切责任，而哪怕是这样，他也坚决不将选择的权力交给异于自己的人，而使自己沦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如果我们用萨特的术语来讲的话。
于是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择“逃避自由”。我们往往将自由想的太理想化，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我们获得了自由之后，就能随时享受这种随心所欲的快感。然而，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都不是这样想的。自由必须伴随着责任，自己的选择需要我们自己负责，任何人没有理由在面对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问题时向他人推卸责任。如果没有“责任”的概念对“自由”这样的概念进行制约，社会将无法形成任何秩序。于是我们就有可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走上放弃自由这样一种道路了，他们本心中并非向往桎梏，而是害怕自由所带来的巨大的责任。如果我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的话，那么我干脆不要这种生命不能承受的沉重的自由。
萨特的“虚假信念”的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并不是他们在实在的层面上真正是受桎梏的，而是因为他们在逃避责任，反而用“不自由”这样的虚假信念来掩饰自己的懦弱。那么，面对“自由之累”，人们会选择如何逃避呢？加入一个团结的群体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群体的领袖会承担起决定每个人选择的责任，群体的领袖可以代替群体进行思考；个人加入这样的群体，非但不会觉得有被束缚感，反而认为这样是斗争的最佳手段——当我们疲于思考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一个群体所追求的价值和群体本身的价值奋斗。总之，又能奋斗，又不用自己做出选择，还可以避免承担群体失误所造成的责任。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我想很多人都会向往。在电影中，我们看到，当文格尔先生决定要统一“浪潮”成员的服饰的时候，最大多数的成员非但没有反对，反而欣然同意。特别是女生，因为她们每天往往会为了穿什么样的衣服而踌躇犹豫。可是如果每天都穿白衬衣的话，她们就避免了“选择”所带来的痛苦。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个人非常容易地就会放弃自我的主体地位，而选择为了集体本身的价值和集体追求的价值服务。而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已经提出，集体本身的价值就具有自足性，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集体所追求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也并不关心集体领袖的所作所为到底符不符合集体的根本利益，只是按照领袖的意志去做，因为领袖的意志代表着集体的意志。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个人将自我人格完全交给了集体，那么，自我的独特性就不重要了，集体的成员身份才是最重要的——甚至来说，集体的成员身份就是一切。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以文格尔先生为首的班级共同体想出了组织的名字（“浪潮”）、徽标（巨浪的形状）、服饰（白色衬衫）、问候礼节（右臂画波浪最后水平停于胸前）。这些身份认同的符号加强了集体的凝聚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区别本群体和外部环境的依据：不是“浪潮”的成员，就没有冰激凌吃；不使用“浪潮”的问候礼，就不能进教室；不穿“浪潮”的白衣服，就没有权利进入体育馆。而对于一切破坏群体、攻击群体的行为，群体成员要一致反对。在这样巨大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排斥力之下，马尔科和他女友的爱情也无法保持了——也就是说，连爱情也需要以群体身份划线了。
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群体——我们指的是那种以非常态心态为前提的、以纪律和服从为基础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共同体，比如代议制民族国家等等——往往会做出很多暴力的行为。当对于群体身份的认同超过了基本的人性意识时，我们很难发现有任何的意识能够对群体的巨大力量进行制约。而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述的社会心理的作用——渴望叛逆、逃避自由，特别是在群体行为中个人不用负责任——群体性暴力的发生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我们看到，在世界政治中，大到教派冲突、种族屠杀，小到宗族械斗、街头暴力，这些都跟群体身份意识具有重大的联系。影片中为我们展示的只不过是在水球比赛时两方观众之间发生的打斗，而这也不能不说是大的族群冲突的微缩版。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描述了他儿时经历的1947年印度宗教冲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分别在双方的宗教大旗下聚集起来，甚至平时能够和睦相处但是教派不同的人，也受到了宗教身份意识的感染，反目成仇。有一天晚上，森的父亲救起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森一家是忠实的印度教徒，祖父是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他是一名贫穷工人，因为家里缺菜了，迫不得已必须上街购物。然而，仅仅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徒，就被狂热的印度教徒打伤了。施暴的那些印度教徒也许也是非常贫穷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可能与这名贫穷的工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了生计而奔波。特别是，不管他们的差别再大，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但是，在宗教身份的感召下，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肉体的屠杀也变得合理化了。为了集体的价值，每个个体都沉浸在了非理性的狂热当中而不能自拔。
这是一幅黑暗的人类前景——我们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方式来避免群体的形成以及群体性的暴力。回顾上面提出的人类形成群体的基本社会条件，我们发现，似乎每一条都深植在人类固有的本性当中，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群体的形成——特别是权威性群体的形成——完全是非理性的。仔细考察我们就会看到，群体的形成基本上没有伴随着丝毫的思考：人们希望克服压抑的社会环境，但是并没有理性思考一个更高的价值应该是什么，实现这一价值的合理途径是什么，这样的目标一旦实现会不会蜕变到现在的样子。当面对自由之累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思考，如果放弃自由，我们是不是能够致获人性的完满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当群体要对“非我族类”进行斗争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思考，这样的集体的身份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什么“身份”比最基本的“人性”更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的脑海中往往没有最基本的善恶意识，无法形成一些哪怕是最基本的伦理逻辑。这样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群体的价值和概念诱惑的，也往往是群体领袖所要寻找的最合适的人选。
如此我们就看到了“思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论述。1960年5月11日，一向富有传奇色彩的以色列特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逮捕了一个叫艾希曼的德国人——当时，他已经是阿根廷的公民。此人于1906年出生于德国，1932年加入纳粹党，随后加入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从此以后，他一直参与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希特勒在“万湖会议”上确定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后，艾希曼就被任命去协调和管理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后勤工作。1946年二战结束后，他逃离了美军的追捕，在阿根廷最终定居下来，直到1960年以色列将其捉拿归案，并于次年在以色列被判处绞刑。对于犯下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滔天大罪的纳粹战犯，也许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内心邪恶、怙恶不悛的。然而，阿伦特却将自己思考艾希曼的文章命名为“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具备任何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格，不存在任何心理的缺陷和对于作恶的渴望。他自称是一个非常负责人的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在认真执行元首的命令，从来都是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人，缺少的到底是什么呢？
阿伦特考察了艾希曼的基本履历。她发现，在1932年的时候，他的一名当时已经是纳粹成员的朋友劝他加入纳粹组织。艾希曼并没有丝毫的犹豫，只是说了一句“为什么不呢”，就加入了纳粹党。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艾希曼所缺少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当下所执行的任务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应该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没有良心，不是因为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缺乏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他是一个从来不问为什么的人。由是，阿伦特就在“良心”与“思考”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的地方，人们的行为更为善良和正直。
丹麦和罗马尼亚在被德国占领之后对犹太人的不同态度证明了阿伦特的假设：沦陷区的丹麦人民拒绝停止自由的思考和行动。他们拒绝执行德国关于犹太人的政策，非犹太人的丹麦人热情接纳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中避难，并且组织船只将5919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丹麦人的所作所为使德国占领方面开始怀疑自己的政策，一些政府部门甚至背离了来自柏林的命令。然而，罗马尼亚的情况正相反，当地人并没有对人性的反思，这导致了他们将犹太人“去人类化”，并开展了对犹太人的自发的大屠杀。甚至德国党卫军都要出面进行干涉，以使得这样一种大屠杀能够像在德国那样进行得更加“文明”。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例子充分表明，一个丧失了理性思考的民族将会做出多么邪恶的事情，然而反过来说，他们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思考。这就是“平庸的邪恶”的含义。
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善恶的概念还要故意作恶，这样的人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道德。纳粹的罪恶并不是完全是第三帝国的“领袖”们的责任，事实上，千千万万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平庸者”构成了德国社会异化的基础。当德国人将自己的全部自由交付给“元首”进行保管的时候，他们也不用去为任何行为负责任。回到《浪潮》这部发人深省的电影，难道负责任的应该仅仅是文格尔先生吗？不！每一个不假思索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接受了文格尔先生的领导的人，都应该为最后这样一种悲剧性的结果负责。应该赞赏的只有莫娜和马尔科的女友：她们具有着思考的能力，保存了基本的良知，并且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制止这样一种很可能不可遏止的群体非理性行为。马尔科在最后一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与文格尔先生合作来结束这样的非理性运动。然而，文格尔先生已经晚了。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学生对他的崇拜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面对这样黑暗的人类前景，如何做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呢？阿伦特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打算用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群体非理性的问题。阿伦特期盼着一种“新人”，这样的人能够进行不断的思考，在思考中形成伦理意识和善恶逻辑。森则认为，群体和身份应该具有多元性，身份不应该是“被发现”的，而是由每一个人类主体自行决定的：每个人应该以理性为基础，来自行决定不同身份的优先性，这样一来，就不会形成一种身份统治一切的局面了。
但是，这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人类是不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制度，能够提高人的独立使用理性的能力？我不知道答案，也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想法。如果用康德的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划分来讲的话，这个涉及人类本体的问题可能只能靠信念来解决了。但是康德认为人类是能够认识自我的本质的，因为在关于“人”的问题上，人类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我们能够认清自己。但愿康德的信念是一个真信念，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找到最终的答案，让人类避免“群体非理性”的黯淡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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