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彭 德
真正的大作不以幅面和体量取胜，而是以智慧和志趣取胜。与此相反，现在的艺术家爱画大画，弄大装置，做大活动。有的比长，有的比高，有的比多，有的比总面积，无非是以大吓人。为了造成吓人的第一印象，把画面肆意放大到离谱的地步，或通过反射镜、声光电子设备，喷水喷雾装置，气球标语，充气门与欢庆锣鼓，外加殡仪馆式的花篮阵，造成空洞的声势。在当代艺术圈和世俗艺术界，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变成庸俗浅薄的时尚。这是智慧缺席、才气丧失的典型表现。中国是一个热衷铺张摆阔的浮华国度，从帝王到平民，莫不如此。中国现代代进程助长了艺术家的现代主义好大狂情绪，使得盲目炮制巨幅作品成为当今画坛个展的流行趋势。地球的资源已经很匮乏了，当代艺术助长这种习气，即使从浪费资源的角度论罪，也不能赦免。总有一天，人类会立法控制艺术家无节制地制作巨型作品的行为，超过合理尺度，其卖价递减并课以重罚。有人想从长安到伊斯坦布尔铺一条１万公长里的丝绸，让人们自由地踩踏、签名、涂画、刺绣、装饰、捆绑、割损、盗取。这类构思在文章中说说或在影像中虚构未尝不可，一旦付诸实践就很愚蠢和可怕。
不要说画家以个人名义做的大作，即便是帝王以帝国名义做的大作，保留至今的也绝无仅有。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大作，传世的残存者只剩下金字塔、长城、帕提侬神庙、乐山大佛和吴哥窟等；湮灭者则数不胜数，包括巴比伦空中花园、商纣王麓台、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巨像、秦始皇阿房宫、隋炀帝迷楼、武则天九鼎等。这些受到当朝人以至后人重点保护的对象都不能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个人的作品了。败坏李家天下的唐懿宗为了摆阔，用八百匹绢绘制了一幅鱼龙波浪图，铺在地上，让几十名舞者在上面跳舞践踏，舞罢，洒满一地珠宝翠羽（《太平广记·奢侈·同昌公主》），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古代艺术创作大体遵循着两个尺度：神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尽管神的力量巨大，但人的尺度的作品反而容易传之久远。艺术魅力在于智慧的深度与广度，不在于体量和幅面的大小。古代大幅作品是长卷，通常是一匹绢，高不过60厘米，长不过12米。由于长卷可以边看边卷，卷起来的体量不大。青铜马踏飞燕如果做成等身或更大，即使不是傻，也会失之呆。考古发现的安徽含山玉版、成都金沙遗址凤鸟金饰、昆明牛虎铜案、《核舟记》记载的桃核船，之所以耐人寻味，在于它别出心裁，同一味求大的思路相反。中国建筑的斗拱，商朝是一重，宋代以前是三重，清朝堆砌为九重，好像很排场，其实除了俗气还是俗气。堆砌是求大的变种，艺术家不动脑筋的产物。清朝的建筑与家具之所以小气，不为专家看好，正是失之于堆砌。近年来由于国库速富，官方投资的伏羲以下的神话人物和历史名人超大而恶俗的造像随处可见，暴发户们投资营造的众多石雕或鎏金的超大露天佛像比比皆是。作为视觉艺术先锋的当代艺术家，也在亦步亦趋地追随，难道不可悲吗？
水墨画家王金岭应邀开讲座，主人铺开一张八尺大纸请他作画。双方心照不宣：尺寸越大越值钱。王金岭不动声色，认真地描绘了一只动物并工整地签名盖章，那是一只比印章小许多的蚂蚁。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杰出的应酬画，比传说中的郑板桥在富绅的一匹绢上画一幅写意放风筝图更为精彩。我举王金岭的故事是想让执迷画大画做大作的人反向思考，不要一窝蜂地攀比离谱走调的大作，贻笑于今人和后人。
作品大小是同题材与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不是提倡艺术家都去学上海画家画笔记本大小的油画或册页，不是去制作鼻烟壶和藏书票，或改行从事微型艺术，而是强调作品的大小要适可而止。艺术界应当有人研究题材与幅面或体量的合理关系，包括观念与幅面、场合与幅面的合理关系。在纽约的一些跨国公司大厦的门厅，常常悬挂名家的巨幅作品。这些巨幅作品多是不刺激观众情绪的抽象画。中国当代艺术家制作的巨大无比的非公众艺术作品，或血腥或恐怖或怪诞或平庸，为数众多，我不知道谁会去收藏，收藏后放在哪里？总之，当代艺术不是给神看而是给人看的，必须用人的尺度去要求作品的幅面或体量。
《荣宝斋》当代艺术版·彭德专栏 2010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