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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逸鸿
在过去的这一年的年末，当代著名艺术家叶永青2001年画的一幅严谨而认真的“涂鸦”之作《鸟》在拍卖行上拍出了二十五万。
他自己没得到这钱，但是却得到了“名声”。
一位网友前几天在天涯论坛就这个拍卖事件发了《给大家欣赏一幅名画〈鸟〉售价25万元人民币》的帖子，立即引起众人热烈回应，迅速地，这只鸟又从论坛“飞”到了微博，成为众人评议的焦点。网友怎么也搞不懂这件信手涂鸦之作，怎么就值25万元？这无疑挑战了他们多年形成的审美观和金钱观，颠覆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各种声浪以汹涌之势围绕着这只孤独的呆鸟。这只高价的《鸟》在网络上被质疑，快被口水淹死了。
这个事，谁都知道，其实根本不值一提。我要说的是这个事暴露出的在这个微博横行，“围观就是一种力量”的网络化时代中，“精英和启蒙”的问题。叶永青解释说自己这样画画的观念“就是希望涉及和“挑衅”通常人们对于绘画的普通认知和习惯了的常识。”要“挑衅别人的认知方式和习惯常识”，这是典型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观念，其本意是觉得自己看见了真相，要“启蒙”别人也让他们看到。
我觉得这个画画的出发点错了。咱们画画的人怎么可能去改变别人的认知方式呢？画画的人只需要，也只能挑战自己，如果你去挑战别人，你凭什么呢?这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暴力。
启蒙这个东西，是西方资产阶级十八世纪为了制造现代化运动而形成的思潮。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个别人基于知识占有而对大多数民众施行的一种话语和思想暴力.启蒙，为的是改变民众的传统习惯,认知习惯和生活习惯。这改造别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行为在西方人文传统中就是所谓的“启蒙”。这正是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核心目标，让人人自主自由自立自强自尊。但是，这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要将所有的人按照启蒙者的价值观来进行“异化”，使他们背离原来的自己。
启蒙这个事情的逻辑就是：
我比你看的明白，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
问题是，谁来证明事实上你是比我更明白的人呢？
就因为你有钱有势有知识就说明你比我看的更明白，活的更明白？
那你既然活的那么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这不明白的人较劲呢？
你又凭什么来和我较劲，来“启蒙”我呢？
再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蒙”了呢？我也许早就明白了而装成难得糊涂大智若愚呢！
我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自己的能量和智慧，没有人是傻瓜，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比没文化的人更有智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路数不是精英们想出来的，而是安徽的一群没文化的农民。备受毛泽东推崇的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是文盲，这不妨碍他的灵光乍现和智慧光芒，他说的好：“下下人有上上智”。这在互联网的发展和****的逐渐开放的当代来说，我们更是看到了在需要被“启蒙”的民众中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能量。因此，以前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启蒙精英”们可能要下岗了，如美国一位当代批评家所言：“人文学科，下课吧”。现在，专家，权威，精英们的很多东西，民众都不买账。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违背常理和常识。专家，权威，知识分子，精英，所有这些原来担负启蒙任务的人都面临公信力下降，知识，地位，身份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的局面。
到底谁启蒙谁，现在这真的成了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一股大趋向。
积极的看，权威的话语权被民众分化，成为“分众传媒”，这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之形成。但若悲观的看，如果没有是非对错和统一价值规范和专业标准，那么结果就是：在这众声喧哗的“话语广场”，谁的队伍人多，谁的声音更大，谁说话就算数。
当群情激愤的人丧失理性，不对自己的发言对象去进行基本的研究而百口一辞的随性而言，这就无形中塑造了“即成事实”，并向围观者推广了他们的认知，最终形成无意识的“群氓的力量”，导致另外一种“乌合之众”的无理性“暴政”的形成。就像这个对于《鸟》的高价拍卖的事件而言，对艺术史的逻辑和基本艺术常识以及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情境都无所认识的人也可以狂放的批评甚至诋毁自己看不懂的艺术，这是民主的胜利，还是新的暴政的形成？叶永青有百口而难辩，此时怎么解释艺术的本质和作用对于那些讥讽他的网民来说，都是没用。
由此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形成诚可鉴也。天不变，道亦不变，现今而言，如果网民没有基本的理性探究精神和基本的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和话语权的意识，那我们的所谓“****”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暴政被推翻的世界，而是一个群氓乱舞的无政府状态。再爆发一次文革式的无理性群众运动也未为可知。这不是我们希求的自由民主理性的现代化社会。
这个事件背后的现实背景就是：很多网民没日没夜沉湎于网络，胡吹滥侃，与一大批网友们诗文相酬，忙得不亦乐乎。利用东拼西凑那点拾来的牙慧，故弄玄虚，摇旗呐喊，很快就变成了广大“愤青”家族的一员。并且以文化救世者的姿态，一会儿针砭时弊，一会儿怨天尤人，一会儿孤芳自赏，极尽喧嚣、谩骂之能事。浑然成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圣手。对于任何自己不懂的东西完全可以不作任何理性研究而率性的发表意见，甚至诋毁谩骂，如仰天唾痰，终落自脸，实乃世间第一愚痴之人也。
叶永青的艺术观念也许是要讽刺过于追求风格语言和宏大叙事的 “现代艺术”，他使用了最简单的观念和手段导致了最简单的风格，以期“改变人们对绘画的认知”，让人们回到梁文道所推崇的“常识”。用他自己的话说“艺术家的角色就是提供出某种“不习惯”的想法和方式。就是要通过艺术告诉人们：人生和艺术不过是一场很有趣的游戏，人人都可以参与，不止属于某一部分人群、阶层所专有。如果可以有一种方式，能够通过对一张画的评价，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想法，并分享他人的观点，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如此亲切。我想，这也是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当代美术馆和当代艺术公共教育系统的国度。”
现在可好，这个游戏的确有趣，人人都来参与这个游戏，并对他的艺术实践进行无情的讽刺甚至侮辱。他的确做到了“通过对一张画的评价，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想法，并分享他人的观点，”，但是，这个局面的出现不象他想象的那样：“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如此亲切。”“互联网为我们提供的一场无障碍和开放性的游戏，”但是，正是这开放性的游戏毁灭了艺术。正是群众们的无理性无“文化”的“生活常识”毁灭了艺术家的创作理想和观念。
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因为时势所至，迅速成名暴富，因此而被人诟病，诟病他们的并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某些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记者”“小资”“文化官员”，在他们眼中，艺术家就是“娱乐明星，骗子，甚至是向外国人献媚的市侩。连文汇报这样高层次的“精英”大报都敢于发表毫无理性和建设性的似是而非的率性之说，传播一些误读甚至谩骂污蔑当代艺术的"杂文" ，看这个世道，咱们真得把“当代艺术”这个事放放，先别谈“艺术”，先说说“传统”，“文脉”，搞搞“文化建设”，用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老师的话说,提高一下知识分子们的审美水平和艺术常识再说吧。
愤青和伪知识分子充塞公共话语空间的国家，公共传媒迫切需要起码的理性和道德良知，需要的其实是最基本的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如何做人”的传统文化的启蒙，甚至是没有文化的农村人的“将心比心”的基本人伦常识的启蒙，而非西方资产阶级那种大而无当的“自由民主”启蒙。如果网络被情绪激动，心怀不轨的愤青所盘踞，如果主流媒体被**的权贵所裹挟，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为思想暴政喷唾沫星子，那么本来有点“启蒙”意味的“现代文艺”被权贵**，被“公民”误读，然后被“群众”唾弃就显得很合理和必然了。这样的公共传媒和民间话语毫无理性研究精神的公开诋毁当代艺术实践是对客观事实和历史的不尊重，这样的局面可以和<让子弹飞〉中某个画面相联系，用片中师爷的话说：
恶心，恶心，实在太恶心啦。
有网友说，微博时代，是“民众启蒙精英”的时代。而不是从前的精英启蒙民众的时代。要我来看，这个时代，谁都别想启蒙谁，大家顶多也就是互相交流点不成熟的看法而已。因为谁都没有把握真理，谁都没有资格。
要说启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
生活经历中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给我以启发，让我不再蒙蔽在自欺欺人的局面中，不一定非得一个圣人或者什么精英的出现。
这就涉及到了自我学习的问题，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指望精英来启蒙我们，这个危险性很高。因为精英也是人。
以前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给老百姓吃的药还是真的，今天，他们为了钱，更多的是在卖假药给老百姓。很多所谓的“精英”都知道“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传统文化”于是被篡改，曲解，横行，蒙蔽百姓的心智。
到底谁是精英？有钱有势有知识者？
张麻子，黄四郎，师爷，县长，谁是精英？谁是土匪？
《让子弹飞》，这个娱乐片真的很有启蒙的意味。由之我想到钱理群针对启蒙主义的主体——知识分子，提出了十个问题。这些问题虽是针对知识分子而问，却间接地回答了如下问题：“启蒙到底还有没有用？”“启蒙的作用是什么？”“启蒙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想张麻子最后的落寞和困惑正在于此三个问题的不得解。
钱理群首先问到：知识分子说话，能不能做到，不受前人/外人知识、逻辑的制约？即，知识分子能不能做到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并能独立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有多少知识分子，只是别人理论、逻辑的二道贩子？而丝毫没有自己智慧的发现和闪光？换言之，我们如何看待“张麻子”脸上没有麻子这个玄疑？推而论之，为何黄四郎脸上没有写个“四”字？
然后，钱理群问到：知识分子能不能做到，不受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鲁迅所谓“抽掉几根骨头”的现象，知识分子能不能避免？总是把话说得“朦胧一些”，那知识分子还有多大价值？
也许有人说自能完全不顾权力意志的利害，那么第三个问题：你能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么？恐怕还是不行，因为除了权力意志之外，你很可能还有别的限制，你经常会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比如《伤逝》里的涓生——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抑或，不说话？
这里会引出第四个问题来：面对苦难，我们应该“记住”，还是“忘却”？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表现出来的“说”与“不说”，“写”与“不写”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矛盾。知识分子的心理能承受记住的“重”么？知识分子的精神能承担忘却的“轻”么？
就算你摆脱了一切的困境，把一切都说了出来，第五个问题接踵而至：有人听你说吗？鲁迅所感受到的“无物之阵”，对于扮演启蒙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比谩骂更致命的武器。
第六个问题随第五个问题而生：写作的场所。你有那样一个言说的环境和氛围吗？在你所处的场所中，有人听你说话吗？有圈子讨论你关心的问题吗？你所处的舆论的环境和氛围，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你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说话？
第七，文字随时可能流于儿戏。中国的知识分子，时常处于“文字的游戏国”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心所“想”与嘴边所“说”与笔下所“写”，往往是割裂的。“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说，在前台又那么说”。“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地笑，还要怪他自己不笑。”
第八个问题：说到底，说和写本身就是无力和无用的。启蒙者希冀通过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的世界，这不是一个天真的梦么？
第九个问题：有时候，说了不但没用，反而有害。最典型就是钱玄同和鲁迅所打的“铁屋子”的比喻。唤醒铁屋中麻木昏睡的人，他醒来，痛苦万状，而唤醒他的知识分子却找不到改变的道路和力量——这正是启蒙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弱点：他们能看到问题和弊端，却无法也无力解决问题。
把话说得更彻底一点，就还有第十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是能够完全地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的吗？这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真正的自由思想，莫非是存在于一个沉默着的世界里的？
上面这十个问题是钱里群先生对启蒙的反思。
这是个问题，不要说十个，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连第一第二个都回答不了。
能跨过第一第二个问题的，已然可以被眼下的社会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多半又过不了第三个问题，他们大都还是有现实的制约，有利益的羁绊。比如安替、老罗、文道……
勉强能过得了这一关的，绝大部分会倒在第四个问题上。关于记住和忘却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中一个无比痛苦的纠结。有人刻意忘记，也有人刻意记念，都陷入“我执”。
第五第六个问题，在现今的网络时代，或可部分地解决，比如连岳、韩寒的博客还是有着极大的流量。但即便是这两位，也过不了第七个问题：言语流于儿戏。当然这两位也写一些正儿八经的文章，比如厦门PX期间的连岳和现在认真写杂文的韩寒。可他们的说和写，有用吗？韩寒关于世博的言论，关于房价的言论，关于上海路牌的言论，只是在网路上小有影响，落实到现实中，有用吗？
以言说的方式，用知识来“启蒙”，看来是走不通的。
问题再说深一步吧。鲁迅思想的一个特点，到了顶点，就会有“对怀疑的怀疑”。也就是说，鲁迅虽然对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但他仍然坚持了启蒙主义。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彻底地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五四”时有这个梦，八十年代我们也有这个梦，以为启蒙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现在，这个梦必须被打破……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我一直觉得，启蒙是很危险的，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听课的热情，以至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我的讲课是不是带有“专制主义唐吉珂德”那样的色彩呢？……因为如果全是我的声音，压制了，以至取消了同学们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这跟我的追求——希望引发同学们的独立思考——有着巨大的矛盾。
启蒙主义的演说是有一种征服力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启蒙本身的要求：你要启别人的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发展到极端，就是征服力，但同时，这样的“征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专制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启蒙是一把双刃剑，它有魅力，也有杀伤力。所以大家听我的课，必须有强大的反抗力量，最后你必须坚守住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绝不应被任何东西，包括我的思想与演说所淹没。其实读书也是这样。……经典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经典，都是博大精深，你读它会迷恋，不迷恋不行，否则进不去。但迷恋了你就要警惕，走进去不是目的，你还要能跳出来，获得独立自主性。
启蒙的目的是让对象获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是将对象征服，让他臣服于你。所以启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是我对启蒙主义的一个反省。不是说启蒙主义不好，而是说启蒙主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或陷阱，而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钱理群在这里所谓启蒙的“专制性”，其实是启蒙主义本身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可以有另一种表述：启蒙主义希望以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启大众之蒙，让启蒙的对象获得思想的独立，但启蒙的形式或可能将自身变成一种充满魅力的专制形态，从而淹没、甚至瓦解启蒙对象的独立性。
我要你独立，你却被我淹没，你懂得独立之重要，却仍然活在我的体系中，无法独立。其实那些通过标榜自身的自由民主，获得民众支持，进而取得政权的党派、政府，哪一个不是经过上述“启蒙主义专制性”的类似过程？希特勒是不是在淹没德国普通民众的独立性之后，发动战争的？毛主义是不是成功地鼓动起了中国民众？从他们各自的立场上，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在“启大众之蒙”。但谁来保证，启蒙后的大众，还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权利？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我相信这个社会中存在着的，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能感受到周遭环境带来的“绝望”的气息。道德的崩坏、民主自由的不可得、社会舆论环境的极端倾向……且所有“敢于站出来”或“站出来过”的知识分子们，也都或多或少感受到过“无物之阵”的悲哀。这就构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言说环境的悲剧地位，从中深切地感受到“绝望”。
启蒙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要把启蒙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什么位置上呢？我觉得要放在基层一线的基础教育上。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这个教育过程就是启蒙过程，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不能更好完成，当然是政治体制有问题，但是，说到具体，乃在于教育体制的百毒横生。
本来教育的过程就是“启发童蒙”令受教育者的自性心智得到开化和提升的过程，这是中西教育传统的共识，但是，到了现代化的我们这里，教育过程却变成了蒙蔽受教育者心智的过程，从小学就开始欺骗学生，让学生说谎话，让学生丧失理性思考和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之独立精神，只是灌输一堆没有实际用处的乱七八糟的知识，毁人不倦。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追问到教育的原点上，追问到前提性的问题上。这就是说，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是干什么的？中学是干什么的？小学是干什么的？”。
现今之中国教育体制，众所周知，其弊端之一所导致的事实就是逼迫一代才子陈丹青混迹于空谈国是，无所作为的“愤青”之列。古语言“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才子逢恶世，其结果就是“水浊珠昏”。由此客观之现实出发，只能说，启蒙，未见得是一场宏大叙事，更不必要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启蒙者只能自我启蒙，启蒙自我。就艺术家而言，唯一要做的是面对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别人。正如叶永青自己针对网络上对他作品的毁谤所言：“画画不是要让别人明白，而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对于学院体制内艺术教师而言，既然蜷居三尺讲坛，勉强作他人之师，不应浪得虚名，当现身说法，以身作则，尊重自己之生活现实，摈弃一切怪谈戏论，知行合一，明悟自性，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理性之思考，实在之言行，施设条件，巧置机缘，以启学生本有之灵光智慧，开显其本具之天赋才华，是谓真“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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