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外爱好者与研究者来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玺印篆刻艺术三千年发展大局与细节的空前阅读。

作为第一部以中、英文两版发行的中国印章通史专著，作者与出版者竭力关照了当代读者的视觉习惯——这是读到这本书时的第一感受。22万充溢着学术欢愉的流畅文字，串联起作者搜求几十年的1450多张彩图。这些资料所揭示的或是圈内前所未知的新品，或是品目耳熟却无缘窥见身影的国内外秘藏，即便对于资深的研究者，同样感到耳目一新。由这些图片铺衍而成的长卷，展示的不仅是玺印篆刻风格发展史、印章形制的变迁史、制作工艺的演化史，还犹如走进印钮艺术的大观园、印材品类的大世界。对各方面读者的悉心关照，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一位印友对我说，这些年很少买通论性的书了，看到这本，却很难放下！

这并不是一本图录。她的更大含量在于是一个艺术家兼学者眼中的印章演化史与艺术风格史。对于两个指向的研究有所分开而又有机结合，从而改变了印史著述习见的“二套话语系统”的矛盾，正是作者穿透于历史与艺术领域之间的学术优势。由此构成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去梳理、解读中国印章发生、发展的脉络，指出印章首先是一种“制度之器”，在此视野中去探求世界各地区与中国印章之间的形态差异，找寻印章制度演化与风格转变、类型与社会功用、政治性格与印章体制、中原印章与北方民族印制、中国印章文化与东亚印系、文化心理与印信形态稳定延续、经济人文环境与篆刻艺术发展等种种关系。作者由新资料推证出的新结论，大面积刷新了这一领域的陈见，这恐怕不仅仅是我的观感。

研究印史要打通“印之内”与“印之外”的界限，这是作者多年践行的学术理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诸如战国织绵、青铜器纹饰、汉代棨信、铭文造像、唐代镜铭、敦煌文书、宋代广告、明代园林、元代票据甚至于早期结婚证书等看来无关之物，在本书中都被用来申论中国印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一则米芾《参政帖》，在作者看出的不仅是书法，而且是北宋人记录北宋赏藏印的珍贵信息，作者的学术敏锐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一部通史框架的著作便更神似系列学术论题的集合：汉印走向谨严端庄的推力来自哪些因素，汉印规范衰变时间节点在哪里？雅逸风格为何出现于魏晋私印，隋唐印风是不是一种激变，明代宫廷与坊间风格相分离的背景是什么，传国玺与历代御玺隐身何处，中国印章起源研究应当如何避免陷入误区，中国与东亚社会的凭信形态何以长期未能走向签名方式，为什么艺术史研究必须关注篆刻家的精神与经济生活，篆刻流派的析分与风格评判标准是什么等等，这些具有前沿性的学术命题直至印史研究者和收藏群体所关注的断代与辨伪方法，作者都拿出了自己扎实研究后的回应。作为一个40多年置身于艺术创作领域的学者，对艺术现象既有宏观思考亦具细腻的体悟。闪烁其中的新思维、新观点，无疑为中外读者展开了学术化的估量和解读中国玺印篆刻艺术的大视野。

细细读完这本书，我已不想再用“披阅几载”之类的话语表达对学术艰辛的感受。作者本书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另一奉献，我觉得更值得深思与珍重，这就是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严谨的学术风格贯彻于本书每一个细节：史料的真实性及来源的可验证性，资料采集和引用的规范性，得出判断结论的周密性。对于哪怕只是提供过一个细节帮助的人们，作者也都在书中一无遗漏地表示郑重感恩。仅就这一意义而言，这部著作也无疑站上了学术品格的高地。

作者在《前言》中冷静地表示“这是一个时期的产物，也是个人一个阶段的产物。一些观点的形成尽管力求遵循忠实于材料的原则，却并不能完全避免思考的失误”。由本书《后记》的交代，我知道这原本是外文出版社8年前设定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而之所以至今方始面世，想来作者是在不断掂量体现当代这一领域学科形象的沉重担当。是的，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仍然会发现她的种种遗憾，但这部著作接近了当代条件下中国印史研究的学术高度，恐怕也不是一个高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