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蟋蟀和斗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二是非常稀有。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其中苏州文物商店的一件还缺盖)，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三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世华艺术馆把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十八件各种纹饰的宣德官窑蟋蟀罐全部借到上海展览，还可以亲手触摸，展期到9月23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