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藏激活的记忆

作为一个老北京，李弘将对这个城市的深深眷恋寄托于印刻着清朝老北京的西洋版画。收藏家马未都这样称赞她的版画收藏：“由一个女子以其坚韧不懈之力，涓涓汇成溪流，润万物于无声。让我们这些坐享其成者真切感到她的拳拳爱国之心，也感到版画文化的特殊魅力。”

李弘是国内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虽然一直混在金融圈里，却对历史文化情有独钟，并由此爱上了描绘老北京风物的西洋版画：“关于中国的版画其实很多，我主要就是收藏描绘老北京的，这最能代表中国文化里的皇权文化。”

版画有古老的历史，唐朝末期就有了版画，当时是为了宣扬佛教教义，比如敦煌金刚经卷子上就有木刻的版画。

版画的真正兴盛还是在西方。在还没有相机或者其他影像记录方式的年代里，画师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画下来，再交给版画师，经过二次创作，刻制在木板或铜版上，印刷出来。这些由西方人用写实手法创作出来的画，在几百年后，却成了历史的最佳见证：道光皇帝午门阅兵场面，光绪皇帝在北海坐冰橇，圆明园内的清漪园被毁前的模样……这一切，李弘都从版画中找到了答案，并将这些答案记录在《京华遗韵》这本书中。

李弘爱好历史文化，跟家传渊源有关。她母亲是历史教师，从小家里摆满各种历史书籍。“小时候看这些书，留在脑子里的都是片段，年龄太小，理解不了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弘回忆说，做起收藏后，这些历史片段才又被她从大脑最深的地方给调了出来，这个过程很让人兴奋。

发现版画中的世界

最开始收藏，李弘就跟着大家玩，看见什么喜欢的、经济上又能负担得起的玩意儿，就会收藏回来，也不分什么类别或者系统。“那时候就觉得收藏是个挺有文化的事，而我自己又喜欢历史文化，就搞起来了。”随着收藏逐渐被关注，也随着李弘结交的收藏界朋友越来越多，她的困惑也慢慢增加了。“我总在想，论收藏物品的精良吧，我肯定比不过马未都他们，论经济实力吧，我也比不过那些大企业家们。”李弘觉得，在收藏界摸爬滚打，好像就是小打小闹儿。

直到她遇到那些描绘清代中国的西洋版画。

那是1998年的某一天，在香港，李弘陪自己的英国籍丈夫逛一家卖旧书的书店。丈夫看上了几张描绘中国清朝时期的西方版画。李弘看了那些画很不高兴，“当时觉得特别反感，画里面的场景和我们从小看到的北京一点儿都不一样。而且里面的中国人，画的还有点像西方人。”李弘认定这些画里蕴涵着西方人对当时中国人的羞辱。但是，最终自己的丈夫还是把那些画买回家，并挂在了客厅里。

每天对着这些画，时间长了，慢慢有了点兴趣。“你习惯一个东西以后，就会慢慢的审视它，不那么排斥了。”李弘开始注意这些画的内容：城门、箭楼、闸楼、城墙、城外面的护城河，这么多的老北京景物全部集中在一个画面上。但是，李弘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些画上的东西与书里的描写，和自己童年记忆中的老北京，相差那么远呢？“我们以前觉得老北京人是喜欢点头哈腰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形态，但是慢慢我在画里看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脸上好像都洋溢着阳光，你能看到其中有老北京皇城文化的积淀，能看到老北京人的自豪感。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老北京管自己叫爷，收藏版画的过程，让我了解了其中原因。”收藏西洋版画，让李弘找到了自己收藏的价值。

李弘认为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留给人们很多遗憾，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其中更有很多痛苦，但是历史在不断前进，最终的结果是留下具有伟大历史文化内涵的城市。作为北京人的后代，李弘希望将北京人的自豪感传承下去。

用版画拼出历史

刚开始收藏版画的时候，李弘很顺利地收集到了近200张，还有十几本原版的游记。尽管这些版画零散地散落海外，但由于本身是印刷品，存世流通的数目不少，所以不管是国外藏家还是国内藏友少人关注。从明末欧洲人探秘东方世界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初的清朝晚期，几乎各个时间段都有相当数量的版画存世。

“我曾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很多幅画，但是现在，我是见一张买一张。”李弘意识到，她钟爱的收藏，货源越来越少了。

最初，李弘到一些旧书书店去问店主，是不是有描述古老中国的书，店主会告诉李弘，那些书很少有人买，都在仓库里。后来，等李弘再去的时候，就发现店主已经将这些相关的书整理好摆出来，店主说，因为来购买的人很多。这一阵再去的时候，李弘得到的回答经常是：哦，那些书早就被全部买走了。

版画收藏和其他古董收藏不一样，因为版画有情节。“我手里有8张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的时候来中国的西洋人绘制的版画，看这些图画，就跟咱们小时候看连环画似的，再配上自己以前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完全是声情并茂啊。”李弘感慨着。

每收回来一幅画，李弘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年迈的父亲一起分享。“这些画不仅勾起我的兴趣，更勾起了父亲的回忆。若不是因为这些画，父亲从来都不会跟我提起他童年的那些快被忘记的事。”父亲还借着版画，讲起许多父亲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爷爷曾经讲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