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辉

从2011年1月8日始，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画展在这座千年古都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主要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创始人上野理一的藏品，他的儿子上野精一在1961年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该馆。上野家的收藏主要以明清书画为主，其中，碑帖和书迹有76件，绘画87件，在这些作品中，被列入日本“国宝”名列的有10件，“重要文化财”有23件。这次展览就是为了纪念捐赠50周年而举办的。此次展览分为“典籍的世界”、“法帖的世界”、“文人的世界”和“收藏余光”几个部分，全面展示了收藏于该馆的中国书画。

在京都这座千年古都的各个角落，珍藏了众多从12世纪初东传至日本的中国至宝，它们与这座古都同呼吸，共命运。在日本，除了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庋藏中国书画的重镇之外，日本的中国画庋藏蔚为壮观，形成了庞大的公私收藏机构，这些都是日本近千年收藏的结果。

“古渡”与“今渡”高潮

中国画在日本形成两次收藏热潮，最早是12世纪至16世纪，在这一时期，通过公私贸易船，以禅僧间的往来为主体的中日交流日益增进，中国的各种文物流传到了日本。其中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绘画。这时期传入日本的墨迹、绘画一般被称为“古渡品”。“古渡”绘画的核心是以马远、夏、刘松年、梁楷等画家为主的南宋画院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类似宋元画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禅僧画作以及大量禅师肖像画，现在，这一部分作品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职业画家制作的佛画，例如成套的“十王图”、罗汉图、“十牛图”和水墨观音等作品也是“古渡”绘画的一部分。除了来往僧人携带的途径之外，这些画作还经由宋元海上贸易的渠道辗转至日。

“古渡品”不仅与其它时期流向日本的中国艺术品存在时间上的差距，文化价值也完全相异。正如米泽嘉圃教授所言，“这些作品不但决定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且还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质”。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日本藏家极力寻求在这一系统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画收藏系统，并在这一收藏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艺术品位。

在16世纪至19世纪间，传入日本的中国画一直没有间断，海上贸易是最重要的手段，一些画商购买中国画至日本出售。那些被中国主流收藏排除在外，不符合传统文人鉴赏口味的作品在日本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地位，非常畅销，博得日本藏家追随。比如，被视为“粗硬”、“狂狷”的明代“浙派”作品，不被重视的晚明时期“吴派”作品以及流通于市的职业画家作品，鉴赏和文化的差异使中日形成了不同的中国画收藏体系。

20世纪初，中国遭受战乱，历经改朝换代之波折，大批中国书画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今渡”艺术品，掀起了中国书画东传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清宫流出的书画为日本收藏打开了另一扇门，活跃于京都的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在日本宣扬中国文人书画收藏传统，得到画商原田悟郎和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的关注，在日本引发中国文人画收藏，改变了日本收藏状况。资本雄厚的日本藏家开始意识到，他们收藏的中国画存在巨大的空白，开始整理、检视日本的收藏，学习并仿效了中国鉴藏传统，收集与中国藏家大体类同的画作。一批文人画作品在这一时期得以成为流入日本的藏品。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辅、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朗等人逐渐成为实力雄厚的中国书画大藏家。而从清宫流入日本的精品不乏有传为董源的《寒林重汀图》、李公麟的《五马图》、传李成所绘的《平林远树图》等重要作品。

“二战”及之后，日本收藏的中国画也受到冲击，有的毁于战火动乱中，而因为日本经济萧条，文物价格大跌而流落到欧美各国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很多欧美藏家是从日本了解、介入中国古代书画，深受“日本趣味”和“日本化中国画”主导，开始在世界各地网罗中国书画。

中国画异域落地生根

尽管经历浩劫，藏于日本的中国书画仍旧数量可观。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文化实业随之上升，富裕起来的日本人考虑为所藏中国书画找到安稳的归宿，流落到日本的中国书画大多成为公私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藏品。比如，阿部房次郎“爽籁馆”的全部藏品落户于大阪市立博物馆；根津美术馆是以日本实业家根津嘉一朗收集的艺术品为支撑建立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画藏品主要是上野精一捐赠的。此外，藤井有邻馆、澄怀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大和文华馆、出光美术馆都有大量私人捐赠的中国书画……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整理和完善，中国书画于日本各大美术机构落户安家。其中，众多作品被定为日本“文化财”、“重要文化财”和“国宝”。日本藏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各国艺术精品，建构起国际一流的世界级美术馆。

另外，日本对流落海外的中国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构筑了领先世界的中国美术史理论体系，呈现出了极为全面的海外藏中国书画。铃木敬教授毕其一生，编撰了5卷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收录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国画7000多件；户田祯佑、小川裕充在1999年—2000年期间主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续编，这一浩繁的工程一直持续至今。

目前，日本藏中国书画已经形成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但他们收藏的中国书画是有偏颇的，这些作品在传统中国文人的收藏之外，构筑了另一类收藏体系，使那一部分被文人收藏家排除在外的中国书画得以保存，二者形成了奇妙的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的面貌，使我们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审视中国画。正如美国著名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言：“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中日鉴藏家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他们依照彼此差异悬殊的趣味和信条，为我们保存了如此丰富、品类各异的中国绘画。”

中国书画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书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如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说：“中国美术品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变成外国的。中国美术品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回流热潮与暗涌

但是，近年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藏于日本私人之手的书画作品开始回流，频频出现在各大拍卖场上，取得高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日本藏中国书画之所以出现回流，一是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导致艺术品市场降温。“二战”后，日本并没有形成像纽约、伦敦那样的世界性艺术品交易中心，市场消化能力有限。近年来，中国大陆对艺术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各大拍卖公司积极在日本征集拍品，设立办事处和代理机构，为回流书画提供了价值提升的空间。

另一方面，从日本藏家来说，从20世纪初到现在，日本的中国画收藏经历多次换代，虽然具有悠久的收藏传统，但目前日本的主力藏家与他们父辈收藏的喜好已经有所不同，而日本的住房形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这些都导致书画的实用性和审美价值减弱，中国画收藏出现断代的现象。

回流虽然是中国艺术品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目前从日本回流的中国书画中，伪作、赝品数量尤其多。这些伪作、赝品来源已久。在宋元时期，很多职业画家托名家之名，制造伪作，或者将类似的作品篡改作者，传至日本。明清时期，流行在品质上乘的无名画作上添写题款、钤盖印章，伪托宋元绘画，这些作品也有很多流落至日本。而日本藏家也将一部分日本画家仿宋元画的作品命名为宋元画作，很多作伪者趁虚而入，制作伪作。20世纪初流落到日本的书画中也掺杂了众多伪作赝品。

古代书画不可再生、存世稀有，保证了其身价的稳定性，那些流存海外的古代书画精品的回流，满足了中国藏家对书画精品市场的需求。然而，大量著名的宋元绘画已经成为公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真正能够回流的精品并不多，仅占回流文物的5%至10%。而国内藏家的盲目性也导致海外回流文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回流热潮中，辨真别伪，客观理性地看待回流书画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