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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只需要经营自己，如今却要面对整个京剧发展的课题。新晋副院长于魁智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资料图片/IC
于魁智这几个月有点忙。今年三月刚刚上任国家京剧院艺术指导兼副院长的他，不仅一口气交出了五部大戏参加下个月举行的文化部“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而且还要在其中一部戏《满江红》里领衔主演。从演员到副院长，身份的转变似乎对于魁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他仍旧因为排练而忙个不停。
■ 人物简介
于魁智
1961年12月15日出生于辽宁沈阳。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现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代表作有《弹剑记》《满江红》等。
谈展演
继承传统也要推陈出新
新京报：8月份国家京剧院有五出大戏参加文化部中直院团展演，据说从阵容到规模与其他院团比都排在第一位，有什么亮点吗？
于魁智：我们应该是这次展演中规模最大，阵容最强，而且也是剧目最多的。很少有院团能一下拿出五部大戏，说明国家对于民族艺术的重视。而且这次我们是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同台合作，从七十岁到二十岁出头，演员年龄跨度有五十年。这样做，青年演员不但能在艺术上学到东西，也让他们学到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包括做人的态度。
新京报：那作为艺术指导，你主要指导什么？
于魁智：这些年国家京剧院所排演的剧目，也延续着老艺术家开创的风格，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戏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带有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如今让我做艺术指导，觉得还是要把握住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创作方向和艺术风格。五部戏中，除了《曙色紫禁城》是新编历史剧外，其余四出戏《满江红》《柳荫记》《大闹天宫》《杨门女将》，都是几代艺术家的智慧结晶，是经典保留剧目。用我们新一代京剧人对剧情、人物等的理解，加以加工提炼，使它更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满足新观众的审美需求。
谈上任
还没到坐办公室的年龄
新京报：作为副院长，行政工作和你的艺术创作有冲突时怎么办？
于魁智：我从上任到现在，在办公室的次数恐怕都不超过十次。我觉得这个职务是领导的信任，同时我自己有这个责任。但我毕竟还是演员，观众想看到的是我在舞台上的精湛表演，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和同仁艺术家在一起的时候较多。我觉得现在没到坐办公室的年龄。不过国家京剧院新一代领导班子建立后，都对剧院发展有新的认识和要求，而我是主管艺术的院长，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不但要考虑到剧院里三个团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工作，同时还要平衡很多工作。
新京报：在你看来国家京剧院的演员，如今付出和所得能够平衡吗？很多地方院团就因此流失了很多年轻力量。
于魁智：我觉得可以。可能有些人会说，你是主要演员，你的收入肯定跟别人不一样，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经常会关注我身边的年轻人，常常问他们工资条上多少钱？因为中直院团和北京市包括其他地方院团相比，虽然职称级别同等，但待遇相对低一些。但这要看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固然一些年轻演员要租房、成家，要改善生活，但国家京剧院在其他方面给演员创造了很多条件，很多东西也是要通过自身努力才能得到的。
新京报：能举例吗？
于魁智：比如李胜素和我，一个是农民的孩子，一个是工人的孩子。李胜素的父母，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只有她一个人干这行。就在前两天，她还担心天气不好会影响家里的地。而谁也想象不到，我爸爸是八级钳工，我从小是在机床旁边，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看着铁末子，闻着机油味长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后代，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基础，就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让家人、父母和孩子，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因此我觉得不要抱怨说待遇各方面，如今已经好了很多，年轻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住房补贴，最高的一个月大约有一千二百元。演出也是多演多得。
谈专业
京剧是“角儿”的艺术
新京报：像以前曾有一种说法，说京剧可以成为博物馆艺术了，你怎么看？
于魁智：我来到国家京剧院已经接近三十年了，从来没有感受到京剧是要进博物馆的艺术。我对京剧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遇，看你如何去把握。成天坐在家里，文戏不吊嗓子，武戏不练功当然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我们每年12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新年京剧晚会。这一活动已经形成了品牌，连续举办了十七年。这既给了京剧演员无上的光荣和尊严，同时也是向世人宣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京剧艺术的高度重视。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一个国家级电视台，专门拿出一个频道，一年365天24小时宣传戏曲，不单是京剧；没有一个国家会连续从1997年到现在十几年，培养了五届高学历的京剧艺术人才研究生，同时现在又开办了极其有针对性的，有指向性的流派传承班。可以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京剧发展在我看来，不是要抢救或者面临危机，关键是要有好作品、好演员。
新京报：国家京剧院自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对于很多地方院团来说，花了钱排的戏还是评完奖后就被打入“冷宫”，上演也是赔钱。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于魁智：对于地方院团，这个现象确实很明显。我也经常走南闯北和其他院团合作。比如《走西口》(在线观看)和山西省京剧院合作，他们团风很正，很纯朴，但是他们的发展就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受地域和方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缺乏人才。京剧艺术，用行话说，是“角儿的艺术”。很多观众是冲“角儿”来的。比如一说到《四郎探母》，大家马上想到李维康、耿其昌。有他们这个戏就上座。所以我觉得，一个剧院的发展一定要培养和吸引优秀的人才，没有人才，有再好的作品，再好的经济条件和再多的领导支持也不行。
谈自己
上晚会不是混脸熟
新京报：那么你是学余派的，如今人们却说你自成一派，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于魁智：我是没派。有人说你过去学余派、杨派，现在又学李派，结果哪派都不是。可我觉得，只要台上用得上的，我都要学，这是基础。就像当年我自报家门跑到李明盛(杨宝森的弟子)家登门求教，后来我在中国戏曲学院四年内更是学了近三十出戏，连《八大锤》《车轮大战》我都学。我有《林冲夜奔》的基础，再唱《野猪林》心里就有自信，尤其分到当时的中国京剧院后，这些传统戏都是常演的剧目，马上就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包括这次演出的《满江红》，这个戏不仅在大陆，在台湾也很受欢迎。今年十月我们还将把这部戏带到台湾，据说目前的门票在当地已经领跑我八场戏的所有票房，而且这次的票价也是我之前十五次带队去台湾演出中最高的一次。
新京报：你如今剧院的演出这么多，还要参加各种晚会和活动，有没有想过放弃另一头呢？
于魁智：这些年，对于我参加晚会，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春节晚会。有人说，你出来半分钟唱一句，图什么？是混脸熟吧。我觉得这是责任。我经常跟同事朋友说，我现在唱戏不是为了吃饱饭，不是要改善生活，也不是为了出名，因为我走在希腊、埃及的大街上，都能有人喊出我的名字，这让我压力很大。我知道这都因为这些年媒体对我的宣传，因此我也有责任通过我的努力，去展现新一代京剧人的精神风貌。这就是为什么五个小时的春晚，哪怕只有半分钟有我的一席之地，我都要抢占这样一个份额。而且除了演出，我们也有普及和传播京剧，培养青年观众的责任，包括去台湾。从1993年海峡两岸开通文化交流以来，名剧名家去得越来越频繁。袁世海先生当年去演出，过道上都会站满人。结果我们的到来对台湾京剧院团冲击很大，影响也很大。他们三个团只能合并成了一个团，也就是现在的国光京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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