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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变凤巢的秘密与魔力
从零开始的制作体验
关渤，当过话剧制作统筹，做过广告文案，拍过电影、音乐电视，写过电视剧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曾经的工作经历“很杂”。现在，他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制作组组长。从国家大剧院第一部自制作品歌剧《图兰朵》开始，他见证了这座剧院3年来剧目制作与生产的每一段里程。
2007年10月，《图兰朵》项目启动。“当时没有现在的制作组，我还在戏剧戏曲组。确切的说，没有成熟的制作流程和制度，我们在剧目制作和生产方面基本是空白的，一切都得摸索。”关渤回忆。“演出定在2008年3月21日，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领导说你来做这个项目，我说好啊，制作统筹我做过，但我没做过歌剧。”于是，并不了解歌剧的关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魔鬼式“背包客”生涯——无论走到哪里，一只巨型双肩包永远塞满各式各样装备，从电脑、相机到牙刷、毛巾，以及剧目筹备的文件和学习歌剧的资料。“没办法，那会儿我几乎每天要夜里三四点回家，早上七八点又来上班，基本全部时间都给了工作。第一个月写加班表，我是200多个小时，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不再写加班表，因为没有时间去写了。”就这样，经过惨烈的摸索期，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终于不负众望在京首演，紧接着又赴沪巡演。“这个戏使剧院对制作剧目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认识，大家觉得这是能够体现剧院自身艺术水准的事，你邀请来的剧目再好，也只能体现你的经营水平，自己制作和出品的剧目，才体现你作为一家艺术机构真正的艺术水准。”关渤说。
“《图兰朵》是国家大剧院开幕国际演出季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大剧院的处女之作，由大剧院和普契尼基金会联合制作推出。之所以选这部作品，一方面看中它是中国题材，能够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其次，看中它后18分钟的续写，因为这部歌剧后18分钟普契尼并没有完全做完，大剧院版《图兰朵》让世界上有了首个由中国作曲家续写的普契尼歌剧。这部剧第一轮演出就收回全部成本，它的成功奠定了我们做歌剧的信心，以及我们今后该如何制作歌剧的基本思路。在之后的剧目制作当中，对于题材的选择、演员的选择、创作班底的选择以及合作团队的选择，《图兰朵》都成为重要的参考。”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部长李志祥说。
以艺术为初衷，结果才能是艺术
2008年5月，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制作组成立。在3年多时间里，19部自制及原创剧目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诞生，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在这个过程中，制作组究竟如何进行剧目的生产与制作？这是个令很多人好奇的问题。概括来说，制作组对一个艺术产品做出规划，之后按步骤实现这个规划：首先，是筹备阶段的“实现”，就是选择用什么人、花多少钱，制定怎样的制作方案；然后，以完整、细致的统筹管理保障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比如根据导演的创排方案组织演员排练，根据舞美制作方案完成实际制作品；最后，当这些方案全部执行完毕，剧目从平面搬上舞台，制作组通常再以配合、服务的角色与大剧院的品牌中心、市场部、发展部合作，完成剧目的推广和销售——所谓推广销售是多方面的，一是从艺术方面让更多人了解剧目，二是实现资金回收，跟相关部门进行筹资活动，比如2009年国家大剧院第一届歌剧节就得到了海航的赞助，在演出中配合他们进行品牌上的宣传互动……这些都是制作组需要做的事情。“我们曾经做过项目管理分析，管理专家都认为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可事实就是这样，有同事曾经统计过自己的工作量，竟然在3天之内要完成将近400件事情，大事比如跟艺术家沟通、对艺术资料进行把握，小事上比如去给演员订饭、去监督是不是舞台上有人去喷水降尘，都是由制作组的人来完成的，现在这个团队由最初的两个人已经扩展到了20个人。尽管很辛苦，但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能够成就艺术梦想的地方。”关渤说。
对于变化有所体认与感悟的不只有关渤。“舞台技术部舞美制作这块儿，我认为是3年多走了三大步，第一年的制作主要是借助外力，我们更多是起到组织、管理的作用；第二年尽可能展开合作，和外边共同完成制作，我们更多是起到配合的作用，或者是一半一半；到了现在，我们的国际性合作更多了，而且基本上我们自己的人员也都有很强的能力去主导和处理一个方面的工作。”舞台技术部副部长管建波说，“从一流的舞美设计理念，到如何使布景更好地满足演员演唱的需要……这些年与国际一流的舞美设计师合作，让我们学到很多，队伍的综合素质通过磨合、磨练，很快得到了提升。”
尽管国家大剧院的剧目制作团队还是个年轻的队伍，要想适应更大规模与体量的艺术生产，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打磨，但有一点却令这个年轻的团队充满信心——那就是“目标的纯粹”。“在大剧院做剧目，我们只考虑两点，艺术与市场，我们对艺术的关注大于市场，关注市场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以多高利润卖出去，而是希望好的作品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会保持常态性的市场调查，长期关注相关行业网站、杂志甚至博客，通过良好的资讯整合为剧目创作挑选适合的主创班底，为了保证剧目制作的质量，可能连很著名的演员都要试唱后才能获得相应角色。”关渤说，“其实，舞台演出所销售的就是一个经历，观众花钱买票到剧场，获得的是感受，有可能他不喜欢或者很喜欢，但这种感受都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复制性就是舞台艺术最大的魅力。而对于我们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是一个充满魔力的过程，如果我们希望观众在现场获得的感受是艺术的，那么我们的创作初衷就必须更纯粹、更接近艺术。”
记者观察
关注建筑以外的意义
在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各类大小剧院、剧场林立，观众并不缺少观看艺术演出的好去处。2007年9月，当国家大剧院这座占地11.89万平方米的半椭球形钢结构体，以异峰突起之姿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西侧建起时，曾有不少人观望甚至质疑：它究竟能为北京的艺术演出市场带来什么？
当观众们越来越习惯于能够同一天在同一座剧院里欣赏到歌剧、芭蕾、交响乐、民乐、室内乐、独唱、独奏、话剧、戏曲、大型歌舞表演等众多种艺术形式时，国家大剧院“艺术改变生活”的宗旨也在首都演出市场的逐步发育中慢慢得到践行。观演习惯越来越规范了，演出赠票越来越少了，公共艺术普及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台上星光闪耀的艺术家们与台下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如果说这些细微的改变还不足以作为阶段性的论断拿出来讨论，那么有一种变化却让我们无法不去直视并特别加以关注——3年19台自制和原创剧，对于一座原本并没有艺术创作资源、作为文化设施而非艺术团体出现的剧院来说，这样的艺术生产成绩简直和它特异的造型一样，在首都乃至全国的演出市场中制造出了文化精神层面的地标性效果。
但凡熟悉演出制作和生产流程的人都明白，每一台新剧目的诞生，非创作团体与艺术家“杜鹃啼血”一样的投入而不可得，在缺少规范艺术管理的传统创作模式下，从“选题材”到“上舞台”，各种看似关于创作实则又与创作无关的俗务几乎能让人蜕掉一层皮，往往为本该专注创作本身的艺术家们带来高成本的精力浪费。当然，这不是艺术生产唯一的难题，但却往往使创作主体倍感困扰。而在国家大剧院自制和原创剧目生产过程中，这个问题却被成功规避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吸引行业内外的众多目光。规范的艺术管理、扎实的创作作风、敏锐的品牌意识——使得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能够底气十足地以“国外一些上百年的老牌剧院剧目储存量大概在80部左右，按照我们的想法，大剧院将来起码要储存到60部……”的说法来勾勒未来的蓝图，令人忍不住更加好奇，这19台剧目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剧目生产，在这座大规模大体量的剧院繁冗的经营与功能管理中到底占有怎样的地位？同时，也使人不禁重新思考，对于北京乃至国内文化演出市场来说，国家大剧院作为建筑地标以外的另一重意义。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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