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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戏，就是表达‘我’的现在，‘我’有很多难言之隐要跟你说，这就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北京人艺副院长濮存昕告诉本刊记者。在交流会上，他送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副院长波波夫8个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既是说给我们，也是说给他们。”他说。
从小生活在北京人艺的濮存昕很小就从父母的谈话中知道了“斯坦尼”的概念，70年代末他在空政话剧团学表演的时候，所有老师必定会提到“斯坦尼”，而他现在也没有把斯坦尼那几本厚厚的原著啃完。“斯坦尼的表演系统是当一个演员的基础。”他说，“无论是能力、审美判断还是表演经验。50年代前辈们特别想看俄罗斯的东西，但是看不着，只是有专家来授课。我父亲的老师叫列斯里，指导导演进修班、表演进修班，来给人艺指导和排演片段，但是只有短期就走了，留下一堆争吵。一直到‘文革’、到今天，我们还在自己原来仅有的概念、词汇、条理上不断争吵。”
谈起表演理论，濮存昕更愿意讨论焦菊隐：“他整个导演提要里面，已经超越斯坦尼了。如果他能活到‘文革’之后，他的话就是对斯坦尼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不读斯坦尼，读焦先生的就可以了。他已经谈到与观众共同创造的问题了，比如我演戏，但是我只演出60%，提到了观众的参与表演，可惜这个理论没有形成体系，没有一部典范性的作品。”
20年前，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叶甫列莫夫应邀来北京人艺排演《海鸥》一剧，这被视为斯坦尼体系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那时候，叶甫列莫夫的《海鸥》已经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海鸥》的舞台体现完全不一样了。在童道明的回忆中，叶甫列莫夫说道：“如果我现在还重复半个世纪以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提纲，那就意味着我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背叛。”“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演员的表演一定是从内心出发，舞台形式怎么处理，是另外的事情。”童道明补充道。
濮存昕当年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特涅勃列夫，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叶甫列莫夫临走时对他的指点，他说：“濮，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候，外表要做到平静如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才能平静如水。”濮存昕向本刊记者回忆道，“我接受过他失望的眼神。当时演得不好，第一幕很糟糕，最后稍好，但是已经无可救药了。演员一定得有经历，懂得人生况味之后，有把自己放进去的能力。很多演员初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瞎使劲，气死我了。他也知道不对，只能慢慢纠正我们。今天我演《海鸥》的话，感觉自己可以演了，但是我老了。这跟《茶馆》里的台词是一样的，会之际人书俱老。”
“我真羡慕他们有这么棒的演员。”曾为林兆华长期做舞美设计、近年来转向导演的易立明告诉本刊记者，“演出了人的真正性格和命运。比如《白卫军》，选了十月革命胜利一年以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际，历史动荡中最痛苦的那一群人。而《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也是从卫国战争一个逃兵的角度，去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这也是我感到要向莫斯科艺术剧院致敬之处，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和时代同呼吸？这三部戏全部是以历史命运思考为主，永远关心着自己民族的重大历史。他们在戏剧文学性上的成就无可否认。”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尼体系”的概念并不足以作为框架来评论这三部戏给人们带来的思考。“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戏，而且是一个戏剧文化传统。”童道明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之前还有普希金。斯坦尼体系只能产生在俄罗斯，它就是一个心理现实主义的大本营，就像布莱希特一定会产生在德国，这是一个诞生了康德、黑格尔的思辨的国度。”
然而传统确立之后，应该如何前进？斯坦尼当年提出的口号是，“从自我出发”。而此次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面对中国研究者的提问回答道：“从自我出发，但是走得越远越好。”
“事实上，在我看来，斯坦尼体系与现今俄罗斯戏剧唯一存续的关系就是演员的表演，这是一种烙印和气质。”易立明说。他80年代中期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斯坦尼”是那个时候最耳熟能详的概念。“余下的，不妨说斯坦尼一直是个传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历史而非艺术的层面。”
“斯坦尼之前，戏剧表演是特别做作的。”易立明解释道，“所以他要强调真实，写实。他的理论主要是为了反对前人的戏剧形式，也迅速就被后代人甚至当代人反对掉了，比如瓦赫坦戈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之后很快进入了表现主义等等潮流。他的意义在于，从他开始，全世界进入了现代戏剧的发展阶段，之前都是古典戏剧。古典的东西强调样式，而从斯坦尼开始，强调生活语言、本真和内心。关键之处在于，斯坦尼其实是个开端，开启了一扇大门，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后续的丰富宝藏。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了一个结尾，没有发展。”
舞台美术出身的易立明告诉本刊记者，他看这三个戏的舞台表现时，并没有特别的惊喜。曾说过“有了舞美之后，戏剧就堕落了”的激进观点的他，谈及自己的观感时，一如既往地坦率。“舞台美术其实是个多余的称呼，因为舞美就应该是导演构思的一部分，而这次三位导演的处理手法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有超越之处。”他直言道，“比如《樱桃园》里用了一个‘空的空间’，但是还是没撤掉那两块幕布，还有各种收缩、打开的变化，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复杂。而《白卫军》中，本来舞台呈现追求的是表现主义的象征和隐喻，仿真的枪炮声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有些噱头，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掺杂在一起，舞台视觉上有些别扭和不统一。”最后一个戏《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他也认为舞台形式和剧情内容并不协调，“玻璃盒子的外观和质感、舞台调度的走方块、走直线，都是很理性的，但是人物情绪却是非常激烈的，非理性的。形势不但没有加强人物的情感，反而削弱了内容。”
然而，这次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终于“让传说变成了现实”。易立明笑道：“曾经的一个高不可攀的楷模，我们现今突然发现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到。同时也是一种警醒，我们绝不能回到上个世纪的斯坦尼，我们必须以斯坦尼为起点，继续向前迈进。”而在濮存昕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鸥》是他们的，《茶馆》是我们的。”濮存昕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的民族不能够再没有痛苦感了，别再说假话，就像认识戏剧一样认识生活，生活就是假定性的，假定你做什么，然后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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