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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就纽约爱乐乐团为何此次选择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这一鸿篇巨作纪念“9·11”十周年，早报记者专访了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杨燕迪告诉早报记者，这个曲目的选择很有眼光，有很深的寓意。马勒的这部交响曲，跟对死亡的态度、如何认识死亡、死亡给人类带来何种感受以及在死后该怎么办，有着很深的联系。他认为，马勒的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作品。最后乐章的唱词主要就是一句：“我死是为了生。”这是为了说明死亡并不可怕，对死亡应该采取正面、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当的，尽管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但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它。
超越死亡后便是“复活”
东方早报：挑选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纪念“9·11”十周年，有什么特殊意义？
杨燕迪：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标题是《复活》，应该说也跟一个灾难事件直接有关。那就是他的一个提携者，或者说是一个朋友，冯·彪罗的去世。彪罗是当时的一位指挥大师，他的去世直接刺激了马勒的灵感。马勒在写作《第二交响曲》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但这时，他的一位前辈、朋友的故去刺激了他的灵感，使他产生了把这个作品延续下去的好主意，就是选定一首诗歌，作为作品最终章。我觉得这部交响曲，跟对死亡的态度、如何认识死亡、死亡给人类带来何种感受以及在死后该怎么办，有很深刻的联系。把它放到纪念十周年的关口是非常合适的。
东方早报：一般来讲，马勒这九部交响曲，每次里面好像都跟死亡有关系。为什么他如此热衷死亡的主题？
杨燕迪：马勒一辈子都在探究死亡以及死亡后人生的意义，这在音乐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研究他的个人生平可以看到，他一辈子都不断面对亲人故去的现实，开始是他的兄弟姊妹，后来是他的女儿，最后他自己也面临死亡。他的贡献就是把对死亡的思考贯穿艺术创作中。对死亡的思考达到像马勒这样深度的作曲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的《第二交响曲》可以讲是全面地展现马勒对死亡的态度的一个里程碑作品。而这部交响曲，实际上还是他比较早的作品。
东方早报：对，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才34岁。
杨燕迪：但是就在这个作品中，马勒对待死亡，居然达到了一个比较超越、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最后是“复活”。所以这部作品放在纪念“9·11”也是非常合适的，尽管有这样一个灾难出现，但就如何面对灾难，面对死亡，马勒还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第二交响曲》一共五个乐章，这五个乐章的布局，呈现出一种叙事线索。第一乐章，上来就是一首葬礼进行曲，昭示死亡已经发生，这个乐章长达20多分钟，非常庞大、宏伟，非常深刻、沉重；第二乐章是一个非常柔美的连德勒舞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想象的人格，一位英雄死了，第二乐章是对他原来美好世界的回顾，是个梦幻的东西。
东方早报：我觉得马勒的处理，和柴可夫斯基在《悲怆》里第一乐章的沉重、凝怨，转入第二乐章的轻松欢快，是很相似的。
杨燕迪：对，是很相似。第二乐章是个梦境，第三乐章又是一个反讽，实际上是对布道的一种不信任，也就是对宗教的反讽。这个乐章是马勒根据自己的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对鱼的布道》的改编，主旨是说布道和说教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表现了马勒对信仰的某种怀疑。乐曲在这里非常反讽、非常扭曲，甚至于有些搞笑。第四乐章有比较大的转折，一下子态度变得非常严肃。歌词是尼采的诗歌，反映了人在绝望时或灾难后，应该有所祈求、有所渴望的心态。这样一个转折后，进入了最后乐章。这是整个交响曲最宏大的一个乐章，和第一乐章呼应，这里下了结论。什么结论？复活。
这个乐章表现了在上帝最后末日审判时的众生相，有乞求，有痛苦，有渴望，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上帝审判。基督教说信主的人会有福，就是讲到最后通过信仰、通过基督教的教义，达到复活，作品里最后用一个很宏大的合唱赞美复活。在整个《第二交响曲》里可以经历人生各个阶段，或者说，人生各阶段的感悟都可以通过《第二交响曲》反映。因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听了《第二交响曲》，会改变他的一生。
“用艺术正视灾难”
东方早报：有人说“9·11”其实过去已经十年了，但这部作品似乎是在渲染死亡，让人们思考死亡，那么纽约爱乐进行演出是不是有点太悲凉了？
杨燕迪：我觉得这个作品恰恰不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作品，这个作品是从c小调开始，到最后乐章变成它的关系大调，也就是降E大调结束。降E大调在西方音乐传统里头就是一个辉煌的、英雄性的一个调性，是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调性。到最后的和声配制以及整个作品的听觉感受，是一个乐观的作品。最后乐章的唱词特别有意义，歌词主要就一句：“我死是为了生。”这个歌词反复了很多次，表现的是在上帝的福音里面，通过宗教找到一个死的意义，死亡并不可怕，对死亡采取了正面、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放在“9·11”也是非常妥当的，尽管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但我们还是应该正视它。
东方早报：欧美经常会做一些纪念性活动，包括像这次演出。但要是每年都搞这样的纪念，其实是会让我们更多被拖进悲伤的境地。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去纪念？
杨燕迪：我觉得纪念应该有一个更健康的态度，就是对人类的惨剧和灾难不要回避，而要去正视。每次反思这种灾难，反而对我们人类的心智成熟更有好处。而且用艺术的方式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不是客观真实地回到这个事件，而是用一种更加主观、带有反省超越的精神，反思这些事件。如果“9·11”没有发生，我们听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感觉可能不一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在一百年以后听马勒的交响曲，跟马勒同时代人听的感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艺术作品的力量。一百年前的杰作，在当今反而产生了新的意义。去回顾一种负面的东西，不是为了增加仇恨，而是应该通过这样的惨剧来唤起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我相信艺术告诉我们的一定是这个道理。所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去面对苦难和反思苦难，对人类一定是正面、积极的。
东方早报：到了今天，理性主义讲的是尊重人，而不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再来审判人。那马勒的创作是不是会跟他前辈的作品不一样？比如说，他是不是用了一种更加新的方式去解释基督教教义？
杨燕迪：这就要谈到马勒当时的时代，因为在马勒的时代实际上宗教信仰在崩溃，当时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了，出现了达尔文、弗洛伊德，整个社会对人和宗教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马勒是相当困惑的。而且马勒自己对死亡和宗教的态度是摇摆的，他没有一个持续如一的观点。比如在马勒的《第二交响曲》里，因为他这个时候是信仰基督教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复活教义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但在以后的交响曲中，他又改变了态度。我一直认为马勒最终对死亡的接受，是在《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里。这里恰恰暗合我们东方人的一种思想：不存在一个高高之上的神来规定人生的意义。特别是《大地之歌》，最后是通过大地复苏，将人的生命归并到大地和宇宙的整体运转里，以这种态度来接受死亡。这跟我们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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