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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天之骄子》剧照
此次北京人艺重排《天之骄子》，对于编剧郭启宏而言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至此，他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的“中国文人三部曲”（《李白》、《天之骄子》、《知己》）被重新完整地搬上了舞台。
究其根源，剧本还是于是之时代的创作结晶。在北京人艺的几个专业编剧之中，郭启宏是最后一个来的，他说，“算上我共9个”。那时，大致划分一下，写现实主义题材的有“老人艺人”蓝荫海、王志安，写京味儿戏剧的有李龙云，写农村题材有刘锦云、王梓夫，写城市工厂题材有梁秉堃，比较新潮、搞实验戏剧的有高行健，学院派有何冀平。这些人里面，没有人搞历史剧，郭启宏则以写历史剧著称，他说“我来到人艺，等于完成了于是之的战略部署”。
《天之骄子》作为郭启宏在人艺创作的“三部曲”之二，创作时间最短，命运也最曲折。“我写剧本的时候，酝酿时间一般比较长，《李白》是我从小一直对这个人物有兴趣，《知己》前前后后大概30年，但《天之骄子》不长。真正创作的时间，从动笔到完稿，前后不过10天，中途还开了个会，定稿之后，也没有再做大的修改。”郭启宏说。
故事是人们熟知的三国时期曹氏兄弟争权夺位的那段历史，曹植被曹丕逼迫而作“七步诗”一节家喻户晓，也是郭启宏的切入点。“如果说这部戏有什么‘必演景’，那么就是七步诗，从头到尾，都是铺垫，为了引到七步诗这场戏上来。”郭启宏说，“戏曲和话剧，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题材，但是否成功很难讲。我的野心是要有超越。”因此，他一直希望能够由北京人艺来重排。“全中国最好的剧院，讲究，本子拿到别处去演，我觉得遗憾。”他说。
然而，1995年1月首演之后，重排的机会一等等了18年。“一个搞编剧的，他所倚仗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文本，也在于舞台。过了那么多年，一个戏再搬到舞台上演，还有没有生命力？”郭启宏自问道。此次重排的执行导演唐烨在着手之前，也曾经颇感踌躇：“老实讲，1995年版我看过一次，但是印象并不深刻。”另一方面，“这个戏毕竟当年得过文华奖呀，无论怎么排，人家免不了总要和之前的版本比，无论导演还是演员，都是夹缝里求生存”。真正开始排之后，她最在意的一点仍旧是“新意”，“我不希望让人有‘这是个旧戏’的感觉”。
舞美、服装、灯光、色彩、造型设计，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同时悄悄地增添了新鲜元素。音乐伴奏不再是京剧锣鼓点儿，而是重新选取的偏现代的鼓点节奏。每个演员都穿上了好似跳芭蕾舞的硬纱衬裙，披上外衣之后，形成上小下大、线条利落的稳固三角形，有西方歌剧服装造型的味道。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装置是6块来回移动变换的三棱板。“其实就是1995年演出时用过的板子，当时只有4块在移动，而且移动次数并不多，很多移动都在暗处，因此并不为观众注意。”唐烨说，“我们这次突出了这几块板子的作用，6块都参与调度，在红色调之外，又增添了黑色，在背面做上狰狞面具的造型，并且明着转，力图在观众心中植入景片也参与演戏的观念。”
一开场，6块巨大三棱板便在舞台中央反复开合，演员端着汤药进进出出，烘托出深宫大院之内曹操即将病逝，皇位后继无人的紧迫气氛。“有人说原版一开幕像个家庭戏，这回一开幕，感觉像个宫廷戏。”唐烨说。台上除了濮存昕之外，基本都是新面孔。这是这个戏的另一个目标：培养年轻演员。
最大的新意，还是在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的读解和诠释上。1995年演出之后，曾经有评论指出，如果说郭沫若的《蔡文姬》一剧是在给曹操翻案，《天之骄子》则是在给曹丕翻案。当年，郭启宏也曾经站在曹植一边为之鸣不平，然而反复阅读《三国志》时，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黄初）六年，帝（指丕）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
“我对‘增户五百’想了半天。这两行字，跟后来七步诗的情节感觉不一样，他对曹植是有兄弟之情的。”郭启宏说。因此，他对1995年版的曹丕不甚满意，觉得演的还是偏向一个坏蛋。唐烨则很明确地表示，绝不希望观众觉得曹丕是一个单纯的阴谋家和篡位者：“说实话，长幼有序，他继位理所应当。他毕竟也是‘建安七子’之一，写过《燕歌行》、《典论》，然而曹植在文学上可能略胜一筹。按史书上讲的，曹丕从小就不像曹植那样受宠，尽管他是长子，从小得来的却永远在弟弟之下。这不要说是帝王之后，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家里，都可能让他心里产生极度的不自信，可能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要比其他人强很多很多，当了皇帝之后，仍然不自信。他的一切行为，我们都不能忘记从这一点出发去理解。而曹植也不是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可能一开始没有，但架不住周围的人有。他自己也决非文弱书生，他也曾跟随曹操征战。当年曹操也是对他动过心、考虑过他继位的，只是他在政治上过于幼稚、不成熟。兄弟两个的差别，性格使然，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
为此，唐烨和郭启宏商讨着修改了原剧本中的一些调度。例如，第一幕中，决定继位者的关键时刻，曹操留下曹植与之单独谈话，这场戏的剧本提示是：“曹丕窃听，焦煎，失望，愤懑，欲冲入室，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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