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格纳事件》写于尼采发疯的前一年，这一年也是尼采十分高产的一年。他发疯的原因有诸多版本的解读，和瓦格纳决裂也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上，尼采反瓦格纳还有几分捍卫自己尊严的意味，因为这个绝对的自大狂和自我中心主义者居然在一段他十分看重的关系中完全处在了下风——他去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时面对瓦格纳的滔滔不绝完全插不上话，即使插上也像空气一样被忽略了。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发疯的前夕，尼采写了一首诗《阿里阿德涅的悲叹》，并在发疯后不自觉地寄给瓦格纳之妻柯西玛，并袒露心声，称他一直不曾忘记瓦格纳。那诗中这样写道：
“不！
回来！
带着你的一切痛苦
……
我的全部泪水向你流成河
我心中最后的火焰
向你发出光和热。
哦，回来
我陌生的上帝！我的悲痛！
我最后的幸福！”
在这个全世界都围绕着瓦格纳的年份，几位与瓦格纳渊源颇深的“瓦格纳”专家来到中国，或指挥交响乐，或献声音乐会，或发言研讨会。
现任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总监的唐纳德·鲁尼克斯，每年指挥超过40场以上的瓦格纳歌剧，6月他携费城交响来沪时指挥《唐豪瑟》序曲成为一段佳话；著名的瓦格纳女高音德波拉·弗格特今年刚刚在大都会的新版《指环》中担纲主角，虽然今年来上海唱的是美国歌曲集，不过她也表示了希望下次来中国能唱一场瓦格纳的愿望；英国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卡斯佩尔·侯尔顿今年面临着“重塑”瓦格纳的挑战，今年她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论坛上率先发言，与全世界歌剧院的管理者分享如何最好地实现瓦格纳的“再利用”。
在不同人眼里，瓦格纳拥有不同的色彩。但无论对谁，瓦格纳都是“难”的巅峰，难指挥、难演唱、难制作，当然还有——难以割舍，难以遗忘。
指挥家唐纳德·鲁尼克斯：
“指挥瓦格纳歌剧是跑马拉松”
东方早报：今年是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对一个歌剧指挥来讲，瓦格纳意味着什么？
鲁尼克斯：瓦格纳对于一个歌剧指挥，恰如马拉松之于一个运动员。瓦格纳的音乐宏大、磅礴，他把你带进入五小时长的音乐旅程。他把你带入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给你讲述故事。如果作曲家对于指挥来讲是一座座山峰的话，他就是当仁不让的珠穆朗玛峰。他是可以改变人生的，如果有人去接触他的音乐，尝试读懂他告诉人们的故事的话。他的歌剧作品关照生命的意义、爱和精神性。他永远地改变了音乐。
东方早报：瓦格纳曾经是歌剧的巅峰，但是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如何看待今天的歌剧？
鲁尼克斯：我想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比如《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个有关于爱、权力、权力的崩溃这些基本命题的作品，它是政治化的、社会化的、文化的。瓦格纳一直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能够一直在舞台上葆有“当代性”。对于2013年的观众他们仍然能够从这些剧作中看到他们自身。瓦格纳选择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是永恒的。每一代人，无论你、我、或者子孙后代，都会面临共同的人生问题，成名、赚钱、爱情——所有人们会面临的问题，瓦格纳都在他的音乐中寻找答案。
东方早报：现在的指挥还有可能跨越这座“山峰”吗？
鲁尼克斯：这是很难的，很多后来的作曲家，如马勒、布鲁克纳和勋伯格，都对瓦格纳“中毒”已深。有些作家认为他们成为了这一类型音乐的奴隶，比如最初的德彪西。后来他才意识到，他需要避开瓦格纳，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瓦格纳把浪漫主义和音乐中的半音阶运用发展到了极致，比如《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开头，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以一个不和谐和弦解决，打破了传统。于是音乐发展进入现代音乐，进入阿诺德·勋伯格，进入安东·韦伯恩，进入第二维也纳乐派，进入现代派音乐、十二音音乐。
歌唱家德波拉·弗格特：
“唱到死也不能懂得瓦格纳”
东方早报：身为一个瓦格纳戏剧女高音，要拥有怎样的特点？
德波拉：首先，当然是身为一个女高音所需要具备的发声方式都要具备，然后，声音有时需要更尖锐，更具有金属质感才能够凸显出歌唱的戏剧性。
东方早报：你演过多部瓦格纳歌剧，是否感到人们今天的欣赏角度有所不同？
德波拉：当然，不管是各种层出不穷的现代版本，还是对舞台美术、戏剧表演等全方位的要求都表明，今天人们对歌剧的要求越来越严苛，过去只要求唱得好，声音上对角色的塑造到位即可，但今天人们同样要求在视觉上令他们感到美的愉悦，就是要全方位地信服舞台上的角色。例如今年4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出演女武神，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声音足以胜任这个角色，另一方面，我想，这与我的减肥不无关系。(德波拉曾因为体形肥胖被考文特花园歌剧院拒之门外，之后痛下决心减肥近百斤。)
东方早报：作为一个权威的瓦格纳歌家，能否推荐一位你认为最迷人的瓦格纳角色？
德波拉：我想还是“女武神”洁希徳，这个角色本身非常复杂多变，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假小子随着年纪渐长，与父亲对抗，经历情感的背叛，直至走下“神坛”，呈献出一个普通女人的一面，整个角色逐步成长，复杂而充满人性。这是我最向往的角色，作为一个演员，充满太多的可能性，人物有太多面等待发掘。它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却清晰映照出每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自我。
但我想即便我从现在起一直唱这个角色唱到死，我还是不能说我真正懂得了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的想法、状态、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感情的变化。而这也是瓦格纳笔下人物最迷人的地方。
制作人卡斯佩尔·侯尔顿
“重塑比纪念更重要”
东方早报：比起指挥、歌唱家或者导演，一个制作人或者剧院的管理者眼里的瓦格纳是不是庞大得有些令人生畏？
侯尔顿：作为一个艺术总监，我要说上演瓦格纳的困难是全方位的。他的剧一次都是16个小时，对于歌唱家和技术人员挑战都非常的大，精简的话又似乎不足以去诠释瓦格纳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但2013年对于瓦格纳这些剧目的上座率、订票率都非常高。
东方早报：瓦格纳今年在全世界都特别红，剧院除了“利用”作曲家生辰纪念做宣传之外，是否还能赋予其新的意义？
侯尔顿：瓦格纳是歌剧历史上被说得最多的一位作曲家，文化领域中拥有最多文献的也是瓦格纳，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人物。从他生存的年代直到现在，在2013年我们不仅要继续上演瓦格纳，也要对他进行新的评论。
今天人们对于复杂的感情更能够理解，而不是过去的“非黑即白”，他的歌剧中有对人类抱以的热情和同情。在现代舞台上再造瓦格纳并不是意味着就是要重复50年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在21世纪我们要“庆祝瓦格纳”就要挖掘他人物新的内核。重塑比纪念更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自己，那么大费周章不断上演新版本的瓦格纳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意义？而当我去拜罗伊特剧院时会找到答案，因为他用了25年的时间建造这个剧院，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有人会花25年的时间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说瓦格纳当年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的这些歌剧艺术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瓦格纳是要建造起自己的剧院来表达他在歌剧方面的思想。他提醒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艺术，对待歌剧。是他开创性地把乐池隐藏在舞台之下，把观众席的灯熄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观众全身心投入欣赏舞台上的艺术。
东方早报：你前面提到的“重塑”瓦格纳，可以具体谈谈吗？
侯尔顿：如果说我们能够很顺利地“重塑”瓦格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已经把瓦格纳本身的一些东西弄丢了。但我们还试图在今年用不同的方式重造瓦格纳，因为你不能够仅仅假装你很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还需要被探讨，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我们英国文化的特征。有一批现代英国的艺术家在争相去诠释瓦格纳。9月我们还将举办一个长达一个月的艺术节，让瓦格纳的拥趸和反对者在此展开辩论。配合到时候我们25场关于瓦格纳的演出，来看看瓦格纳究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重塑”瓦格纳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人们提到瓦格纳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觉得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有人觉得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他的瓦格纳。
瓦格纳：一个现代性案例
孙周兴
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把瓦格纳看作一个“现代性”的个案，说艺术可以避开瓦格纳，但哲学怎么也回避不了瓦格纳。现在我愿意认为，尼采是对的，瓦格纳音乐和瓦格纳著作确实表现了现代性的人性冲突，包括古今冲突，包括革命意志与虚无主义的冲突。瓦格纳主要是通过他的艺术和艺术革新来表达他的理想的，而他的艺术之所以具有当代性，是因为它传达了现代人性的冲突和困厄，另外就是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的艺术观，对于今天的艺术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瓦格纳歌剧的主题主要是北欧神话(古日耳曼神话)，但他的着眼点却在当代。瓦格纳看到了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表露出来的欧洲文明的危机，看到了基督宗教的败落，看到了工业文明的危害一面，于是他希望用艺术传达神话，用审美解放人生。瓦格纳始终把艺术当作人生本身，赋予艺术以革命意义。
伟大的艺术总是超越时代的。包括尼采讨厌的《帕西法尔》等，瓦格纳艺术的确有未来性。这也合乎瓦格纳对于艺术的未来性的预期。在《艺术与革命》中，瓦格纳断言：“过去艺术沉默之时，政治学和哲学便开始了；现在政治学和哲学终结了，艺术家重又开始了。”这是瓦格纳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预言，而不只对他那个时代讲的。当时是1849年。对照博伊斯(德国艺术家)之后当代艺术的力量，我不得不承认瓦格纳的天才。
哲学家尼采与音乐家瓦格纳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可看作哲学与艺术之关系问题的典型个案。开始时，年长的瓦格纳声名赫赫，而年轻的尼采则刚刚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语文学教授，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影响还不大。瓦格纳对青年尼采十分欣赏，尼采对瓦格纳则崇拜有加。在通过艺术－神话解放人生，拯救颓败的文明这一点上，瓦格纳给予尼采决定性的影响，促使尼采写作了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在这本书中，尼采通过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两个神话形象，分析了艺术的二重性本质，并把希腊悲剧这一艺术样式理解为最美好的艺术；进而揭示在哲学和科学时代悲剧的衰落和灭亡；最后期待以瓦格纳音乐为代表的德国艺术给欧洲带来艺术的复兴。
但好景不长，几年后尼采就开始离弃瓦格纳。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性格和人际方面的因素，更有思想立场上的分歧。光说思想上的，尼采后来反瓦格纳，主要是因为瓦格纳后期失去了早期的革命性，而转向了支持王权，并且在作品中传达出基督教式的理想。按尼采的说法，瓦格纳恐怕属于“不完全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而他自己则是“完全的和积极的虚无主义”。尼采一直都重视瓦格纳，把瓦格纳视为自己的“对跖者”。这就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了解两者关系，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瓦格纳是很复杂的。国内差不多还谈不上真正的瓦格纳研究。所幸瓦格纳的歌剧作品都有了中文翻译，但瓦格纳的理论著作基本还没有翻译和研究。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其一，不能因为希特勒喜欢瓦格纳音乐，就断言瓦格纳音乐是纳粹音乐。这一点对尼采同样适用。其二，不能因为瓦格纳推崇日耳曼神话，就推出瓦格纳音乐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其三，也不能因为瓦格纳人品上的问题简单地否定他的艺术成就。
但很难说瓦格纳是自成一家的哲学家，当然他是有哲学思想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哲学见解的。瓦格纳的思想比较混杂，其中主要有两项，其一，瓦格纳是叔本华迷，叔本华是意志哲学的开创者和悲观主义者；其二，瓦格纳还深受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影响，至少在前期，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在革命时期，瓦格纳说过这样的“狠话”：“我希望打破权势、法律和财富的桎梏。人类唯一的主人只能是自己的意志，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欲望。自由和独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凌驾于自由和独立之上。”当然，后期的瓦格纳成了“保皇派”，就不至于讲这种“狠话”了。
我发现，瓦格纳与尼采都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但并不影响他们对人类艺术和哲学的贡献。一味从道德上判定一个艺术家、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是不当的。其次，真正彻底和纯粹的革命者是少见的。
瓦格纳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瓦格纳的崇拜，更是因为瓦格纳本身是一个革命者，并且赋予艺术革命以政治革命的意义。如果说艺术与政治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文化主题，那么，瓦格纳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着手处理了。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关键还在于作品，在于作品的意义是否有足够广大的境界。
我愿意说，瓦格纳在生活上是一个非道德论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浪漫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艺术上是一个志向高远、具有未来指向的浪漫主义大师。这些个因素加起来，瓦格纳可能就是尼采所讲的“现代性案例”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译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