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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兹的调子在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艺术家，革命节日的组织者，左翼的雅克-路易· 大卫(Jacques-Louis David)那里转变了。他也凭借感觉，但调门更高，涉及到私与公之间的紧张关系，格勒兹只考虑私人领域，提出了宫廷公众的对立面。大卫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共界的观念。理想的革命应该让私人界和公共界合为一体。但必须小心。在他著名的 “布鲁图斯” (1789年)中，罗马高官出于国家利益的要求判处自己儿子死刑，因为他儿子参与叛乱阴谋，并把他儿子的尸体送到布鲁图斯的房子，他将对祖国的义务置于对父亲的义务之上。这幅画亦成为革命的偶像。因为布鲁图斯(公元前 545 年 -509 年)结束了罗马历史上遭人痛恨的萨普巴斯的统治，并放弃腐败的帝国而建立了共和国。但这幅完成于 1787 年革命之前的画并不支持这样的理解。因为布鲁图斯位于画面的左边边缘。抽搐着坐着，完全不像一个英雄。他听到他妻子和女儿的抱怨，他只能这样作为，却摧毁了自己的私人幸福。私人需求和公共义务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这幅画的主题。在革命中大卫由于政治原因从不含糊，由此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当片面。公与私合为一体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革命自身摧毁了这一幻想。
德国的霍加特是达尼埃尔· 查多维奇。他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偶像，尽管他的油画画得并不是特别有灵感。查多维奇首先是一个铜板雕刻家，版画复制在全欧洲都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他选择的主题和他的特殊处理。 “卡拉告别家庭”献给一个胡格诺教的布匹商人，他被怀疑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儿子要转宗成天主教徒，这在欧洲会被判车裂之刑。这一审判很成问题，它服务于天主教的宣传，挑唆对新教的仇恨。这一事件在 1761 年底结束，这个不幸的儿子很明显死于自杀。1762 年是 1562 年胡格诺教徒大屠杀 200 周年，从 1685 年南特敕令取消以来，对新教徒的仇恨还是持续潜在，新教徒的宗教自由被禁止，很多教徒移民国外，不少人到勃兰登堡和柏林。查多维奇自己娶了一个胡格诺女教徒结婚，属于柏林的胡格诺教徒社区。这一审判的结果死刑在法国也备受争议。伏尔泰(Voltaire)成功发起了一个要求重启审判的运动。卡拉 1765 年被平反，在接下来的革命中他非要把自己宣布为革命的第一个殉道者不可。伏尔泰以此为契机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文章，他是启蒙的自我理解的中心文本，它有力地促进了卡拉的平反。1765年紧接着卡拉被判无罪后，查多维奇开始他的画作，他搞到一切可得的关于卡拉审判的档案和卡拉与他的家庭的肖像，以求保证作品尽可能的真实性。版画在油画之后出版于 1767年。查多维奇描绘了一个时刻，此刻监狱里的卡拉被取下脚镣，即将押赴刑场处死。一个天主教牧师进入监狱，为卡拉做最后一次祷告，首先是劝说卡拉推翻自己的证词。但是卡拉不为所动，他的家人围坐在他身旁。查多维奇使一个格勒兹传统意义上的明确的伤感剧由此而生。卡拉的姿势让人想起哭泣的耶稣，他同样被无辜地虐待。如同耶稣基督为人牺牲，卡拉的死被理解成为思想自由而死。为使观众确信，他和之前的格勒兹一样把已经被狄德罗明确承认的感觉提升到极致。卡拉和他女儿的面部，他们的头相互依靠，遵循了一种由法国画家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brun)在 17 世纪晚期发展出并一直到19世纪都具有约束力的表现激情的传统形式。父亲呈现出一种陶醉，一种观照上帝的状态。女儿是悲伤的。为提高真实性，查多维奇不放过最小的细节，比如从床具伸出的麦穗。这种对真实的想象和经典·学院大而化之的趋势相矛盾，直到 18 世纪中期英国皇家学院的院长约书阿· 雷诺德 (Sir Joshua Reynolds) 还要求，细小的细节别出现在画中。对最细微之处的考虑一方面要归功于新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归于贸易和变革中的市民阶级的精确。
18世纪的西班牙很落后和压迫。教会用宗教审判的手段来统治，国王不可侵犯。但从 18 世纪晚期开始西班牙再也不可能自外于启蒙之思想了。英国和法国的文学和绘画来到了西班牙。在试图将落后的经济转变和削减教会和宗教审判的影响的短暂自由化阶段后是大规模镇压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戈雅(Francisco de Goya)在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创造了一组版画。他支持法国的启蒙，和政治改革者们结为朋友，通过撰写卡迪兹的自由宪法发现了自己的政治位置。他同时也是一名宫廷画家，依靠忠诚来确保来自宫廷的薪水。和法国的大卫一样，他在不同时代都巧妙避开困难，服务于不同的掌权者。在 19 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内战阶段他不加区别地服务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只要对方有要求。大卫也是反动的并且维护拿破仑皇帝。这里反映了现代艺术家的一个中心问题，他是市场的参与者，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活，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摆脱不了机会主义。戈雅也曾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他通过妥协获得统治者的恩赦。但这改变不了他艺术的伟大和透彻，因为他的艺术把每个个体公民所必然遭遇到的矛盾直观形象化了。鲜明消失了，内容纠结反复。哪方正确，谁有权提出真理，谁说了都不算。戈雅就这样发现了人的灵魂的深渊。而这不仅对他人是如此，对他自己也是如此。
1799年他出版了他的超过80幅的大作“冲动随想” ，并很快被禁止。他展示了一切经验的矛盾性，也包括对他自己作品的矛盾认知。他忙于使观者不确定，观者不知道，他应该看什么?观者必然将这种图画所显现的矛盾传递到被描摹的主题。希腊神话里的丹达罗斯(Tantalus) ，因为引诱女神而被惩罚，他必须永远忍受饥渴。他站在水中，当他要喝水时，水却退去，他附近的树上的果实他也摘不到，他的需求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戈雅让一个老人绞着双手，一个死去的年轻女子躺在他怀里。画的标题已经让人迷惑，悲伤不是主题吗?来自他周围的评论都一致认为，这个女人为了摆脱这个不能满足她的男人，假装昏迷，观者可以读出他的恐惧。透过女子凸起的乳房所展现的性爱在最初的接近中被克制了，这里可以说是死亡和悲伤。人们这样想并不偶然，因为戈雅遵循了每个西班牙人都熟悉的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图画传统。死亡的耶稣基督摊开双手，大腿僵直，躺在圣母玛利亚的怀里，她悲伤的绞着手。由戈雅所展开的矛盾不可能再大了：阳痿的折磨带来的悲伤。观者突然发觉自己的压抑。此处不再是理性和感觉互相对立，而是理性和欲望的对立。这也是启蒙的后果，人的心理过程被揭露，如深渊般赤裸裸地暴露在人面前。启蒙教诲人们相信理性，理性应该掌控世界，这个理性却不安地来自启蒙的进程。( 本文源自《启蒙的艺术》画册，Katalog:Die Kunst der Aufklaerung,BeiJin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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