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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去中心化”也与德国历史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近现代史上诸侯分立，教派斗争激烈，新旧秩序的更迭太快，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伦敦、巴黎那样的中心，占据一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相反，每个独立的小国都想有自己的大学、剧院和博物馆，于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海德堡语丝》一书中所描述的：“在德国，最大的图书馆在法兰克福，最盛的印刷业在汉堡，最多剧院是在慕尼黑，最多博物馆的是柏林，最全的国家档案在柯伯尼兹，最丰富的文学资料在内卡河上的小城玛白。科学的中心不止一个，而是分散在杜斯道夫、哥廷根、海德堡、曼兹各地。”
除去625年的历史，美丽的山水建筑，以及种种关于海德堡的浪漫主义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学唯一优越于其他大学的地方可能在于，它所属的巴登－符腾堡州很有钱，对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给教授的薪水也更高，还可以建更好的实验室。100年以前，为了留住著名的化学家、光谱分析的发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本森在海德堡大学当了6年教授。
除外，它只是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而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德国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一般说，学生只要通过中学会考，就可以申请任何大学的任何专业。与英美系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学不会得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但它得到的是参差百态的学生，有很聪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参差才是真实的社会形态。
“美国人这些年在许多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因为精英的同化。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上的是哈佛和耶鲁，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们内部没有质疑的空间。”默斯伯格教授这样告诉我。
1855年，一位美国观察家曾经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艰辛——没有一个民族从大学提供的服务中获得如此大的益处，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使它们在国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时候，德国大学是美国人的榜样。19世纪大约有1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影响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曾在德国大学做过学生，而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
美国教育史家认为，19世纪美国留德学生从德国大学获得了三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
即使如此，有一些独属于德国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德国。海德堡历史系教授曼弗莱德·伯格教授（Manfred Berg）在谈到美国与德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根本差异时，这样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将教育看成人生的投资，而对德国大学生来说，大学是一种权利。州政府有责任让每个年轻人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只要他满足基本的条件。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学位可以基本确保你未来的人生成功，德国却没有这份精英的归属感。”
德国大学最注重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国人的概念里，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到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学像一座规划得很好的城市，有时候连学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组织的。但德国大学，你乍一进来，可能觉得空荡荡的，什么都抓不住。没人关心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聪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没有指导，但也同时意味着没有束缚。
海德堡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一本叫《什么是教育》的书中提到：“大学应该培养精神贵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骨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后者则需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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