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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过其实”，是在艺术审美中用猎奇性、夸张和放大的视野来审视作品的真实内涵和质量。譬如于丹对鸟巢版《图兰朵》的评价，竟然用“拉开了后奥运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恢弘序幕”这样非同寻常的字眼，将其视为中国文化一个强有力的品牌驱动而存在。这种批评有市场营销价值，有摇唇鼓舌摇旗呐喊之势，唯独少了研究者独特而清醒的学术眼光。与之相比，我倒是更为欣赏赵健伟《是谁误读了〈图兰朵〉》一文中所负载的恰如其分的剖析和阐释的魅力。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欣赏歌剧与奥运激情混为一谈，也不能把聆听《今夜无人入睡》与观赏刘翔的百米冲刺视为相似的激情宣泄，更不能把"中国不高兴"般的民族情绪发泄到一部古典歌剧上去。这样的演绎和误读，不仅会使普契尼的在天之灵蒙受羞辱，也会使原本艺术的、高雅的歌剧沦为广场上的激情秧歌抑或大众舞厅里的摇摆舞。 ”而在当下论坛，于丹式的批评越位现象屡见不鲜，我以为这不是艺术研究中的好现象，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赵健伟那种不媚俗不媚时尚的真实评判。
至于“用大炮打蚊子”的批评和“蜻蜓点水”的批评，也都是这个年代学术研究的偏离和错位。他们动辄用一大堆生吞活剥的西方学术术语来研讨本来很微观很具体的中国本土作品，从而显得华而不实，言不及义，白白辜负了那种大格局大门面的支撑，其实是涂脂抹粉的伪饰和装潢。另一种则永远用点到为止，没有进入精神深层次探索的浅尝辄止，来写自己应景的文字。在那字里行间，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感应和接通，领略不到化你为我的视界融合，感受不到鉴赏的品位和审美的气度。
研究和批评自身其实也是创作的一种，它们理所当然堪称美文学的一部分。如以话语范式自成一体的自立自足而言，当代的艺术研究和批评显然与诗性品格了不相关套用汪曾祺先生的语言，我想说那些学者之所以会用他们诘屈聱牙不着边际的话语写出了枯燥乏味的文字，只因为“他们的心不是水蜜桃，不是香白杏。他们的心是坚果，是山核桃”，这样的心态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教条主义色彩。而我本人激赏的研究方式无疑是理性结构与感性动力的合一。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宁愿取后者。实话实说，不是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而是高尔泰的自由感性的象征，更让人为之欣慰和憧憬。因为那毕竟是更有生命力的，更有创造力的。
当然，取法乎上，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不过，即使等而下之，即使降低艺术批评的审美标准，我们也不会满足当前八股式样的文风的到处充斥和泛滥。譬如现在的不少学者好像不怎么会说家常话了，而是热衷于板着面孔说教，或者用谁都不懂的云山雾罩的话语写他们理论的乌托邦。也难怪本来是跟艺术相关的文字系统，因此却不再获得读者的充分理解和认同。
归结起来，原因在于这种研究缺乏弹性的格调，尤其殊少人间情怀和趣味，不免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对于戏剧文化来说，剧场本身就是充满变动不居的生命气息和激情的场所，是演员和观众一同做梦分享仪式的地方，是从现实生活湍流里打捞上来的活生生的游鱼逃离了理性束缚和规则制约的网……于此我们对戏剧的理解、剖析和阅读，难道不也应该恰如其分地烙印上自己心灵深处的火花以及情感沸腾时的光泽?看来，戏剧研究和批评是该脱下过于理性的外套的时候了。
爱戏剧的人，不妨读一读彼得-布鲁克的《敞开的门》，或者到翁托南-阿铎(通译阿尔托)的《剧场及其复象》中找寻真实而有活力的灵感之源。当然我们借鉴的不是概念术语，而是他们用心灵底蕴捕捉的艺术生命现实。看看人家是如何用美妙的思维构建精神殿堂的。而之所以要如此，只因为当代中国的艺术研究和批评还做得远远不够精致和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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