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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学术研讨会”后记
自工业革命以来，效率优先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仅表现在工厂和办公室，也逐渐扩散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娱乐和私人空间也开始被相似的时间结构所占据，在这样的背景下，慢的价值标准被遮蔽。时间的紧缩，价值标准的单一和趋同，使得生活本身的丰富性逐渐丧失。快餐、快餐文化和快节奏生活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在GDP快速增长的中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社会心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与效率优先相对立的，是对慢食、慢文化和慢生活的倡导和思考，重新评估慢的价值。慢生活运动始于慢食运动――1986年，专栏作家Carlo
Petrini在罗马发起了一场反对麦当劳快餐的运动，由此拉开了慢食运动的序幕，并由此扩展到各个领域，慢城市，慢生活，慢旅行，慢设计……慢生活运动不仅或不简单地意味着放慢生活节奏，而更主要的是要打破一种狭隘的时间结构，以期恢复或获得对生活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在快与慢的价值判断中，并不需要简单肯定或否定某一结果，而是需要认真体会选择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4月19日至21日，由中国装饰杂志社、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主办“快与慢――慢生活与慢设计学术研讨会”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记者就美术教育中的“快与慢”问题采访了与会嘉宾。
让教育更加纯粹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从西方工业革命开始，全世界人们的节奏变快。而中国比西方更为突出，因为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走很多路。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这六七十年里，有各种各样的“快”。一开始“快”得有点慌不择路，比如我们的“大跃进”。改革开放以后，找到了一条能真正地缩短与西方距离的路，这30年可以说是“快”得有成果。
但是，速度的背后掩藏着很多问题，包括教育领域。比如说这几十年发展大型的大学，就像把巡逻快艇绑到一起想变成航空母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慢工”。像教育这样的活动，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我们要教育出什么样的人跟教育制度本身处在相互作用的关系。教育，不可能有脱离了教育方法之外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慢慢地使教育形成自己的传统，逐渐形成教育方法。古代的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国家，包括老百姓的观念和习惯，都是以教育为先。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在“赶路”，我们很难允许等待传统慢慢成熟。如此一来，我们更多的是用行政管理教育，由长官意志来决定应该如何办教育。而不是由我们一代一代的教育家，慢慢形成一个教育制度。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指标化管理。当然从行政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当其无法判断教师好坏时，只能凭借教龄、发表文章、教学成果、取得的经费等等来衡量。甚至把更多的力量用来办项目，而不是教育学生。因为这跟考核制度有关，大家会去迎合这种考核制度也不足为奇。当然，教育学生的品质是最难量化的。可以计算教过多少学生，但是教得好不好无法用数字来告知，即使能用数字来衡量，也得等20年后。所以也无法考核。
以上情况众所周知，并且很多人在为之努力。但是这不是技术性的方法所能挽救的，而是需要一场革命性的改革。首先，教育不能行政主导，也就是说缩小教育方面的行政力量，放出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给基层教育部门。比如说给大学、中学，包括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评价的多样化，并不是所有拨款都由教育部来决定。让教育逐渐形成一个传统自我生长的机制。自我生长包涵着不同的办学模式，互相之间的竞争。大家可以用不同观念实现目标。这些不同观念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在一个大都市办一个中学和在一个农村里办一个中学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课本，同样的制度。不同的观念也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教育类目，如美术教育，如果一个画家想成为博士，他并不需要和其他科目的博士一样写10万字的论文，他的想法可能都画在画面里了。不同地区，不同行当，千差万别，只有贴近底层教育的那些人才知道怎么办才是最好的。说是不同模式，并不是僵死的模式，执行不同的模式的过程是一个网状的互相学习的过程。
虽然如此，不可否定这些年我们也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学生。因为仍然有很多很多自发的良好力量。有大量的年轻人无论你怎么教他都能出来；也有一大批教师，不管给他何种制度，他都能倾心尽力地去教学生；也有很多的教育行政官员，一方面要应付种种条条框框，一方面他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保护教师的教学热情。
打好基础是硬道理
周小瓯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表象层面的快与慢可能都不是问题，实际上我们关注的还是快与慢连接的现象，或者说是现象连接背后的品质问题。中国有很多话，“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都是和速度相关的话题。所以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率目标的时候，也是在考验我们是否有耐心去寻求更有品质的方案和途径，真正实现社会整体的质量，这也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期许。
我觉得在教育领域的“快与慢”是有语境的。比如说扩招，国家有钱有能力扩招不是坏事，但是有钱没有师资、没有良好教育的环境，尤其是艺术类，那是很可怕的。再比如，我们现在的四年教育是否正常？这4年的时间，我们培养了多少优秀的学生？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无论是艺术或非艺术类教育，值得我们去慢慢推敲、打磨的，应该是基础知识。因为学生出去做什么和他以前学过什么，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未必那么密切，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再者，我们作为师范美术学院，师范的教育很重要。师范的规格下的人才是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顶替的，然而事实却不然。特别是我们的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小学的美术教师应该是一种特殊人才，他教的不仅仅是画画，他要给学生一种德育、美育，如果按照师范的严格规定，每一个老师应该是为学生全面负责的人，只有“身正为范”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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