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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要让人力资本成为我国发展的源泉，教育在其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教育的支撑。
家长们同样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望子成龙、期待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耗费毕生积蓄，也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如今，留学潮更有逐渐低龄化之势。《每日经济新闻》通过对“少年留学生”这一群体进行观察，以展现中国教育的现实与梦想。
2月27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墨尔本市雨后初晴。下午3点多，一所名为库诺的公立中学门口，刚放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结伴而行。“我们去喝东西吧。”来自浙江绍兴的高二学生刘志利(化名)用中文提议。
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处茶吧，几位女生围坐在一起讨论起杂志上的服饰，男生们则对新出的玄幻小说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不远处，墨尔本另一所公立中学的高二学生李斌(化名)也放学了，不过他有另外的选择：去快餐店打工。
随着“少年留学潮”的兴起，中国“小留学生”的身影在大洋彼岸变得日趋常见。这在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看来，是因我国的教育还应进一步加强。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这些父母还是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了解到，众多委员建议教育要与市场需求更加紧密结合。
期待优质教育资源 留学群体趋低龄化
刘志利和李斌都只有18岁，却已有一年多的留学经历了。在庞大的“少年派”留学生中，他们的生活状态仅是一个缩影。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相关调查报告，“少年派”留学生的队伍相当庞大，并且有持续扩增的趋势。从直接与低龄化留学相关的留学考试，即SAT应考人数分析，2011年，内地考生人数接近2万；而2012年，专家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4万。
这还不包括另一种同类考试ACT，以及更低年龄段赴美留学读中学所需的SSAT和SLEP或者JuniorTOEFL考试的人数。
作为“少年派”留学生的一员，刘志利来到墨尔本市是在他16岁那年。在学习半年英语后，他进入了上述那所名为库诺的公立中学。
与国内被诟病为“填鸭式”的教学不同，库诺中学允许学生自由选课。“我选了英语、语文、会计、艺术，还有两门数学。”刘志利说。
在库诺中学，学生有着轻松的上课氛围，教学模式也非常多样。某大型留学机构的一位留学顾问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国外一些中学会更加注重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我们有时会为一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刘志利说。
在课后，这些“竞争对手”又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周一下午，他们一般1点多就放学了，然后会约在一起打球，待大汗淋漓后，再去冷饮店喝个畅快。
如此丰富的海外求学生活，让不少学生和家长羡慕不已。启德教育集团武汉分公司运营总监裴育告诉记者，近年来咨询“少年留学”的武汉客户增加了50%左右，办理人数也增加了3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我国社科院《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数据，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综述》中这样分析：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是初中，就开始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新特点”。
这个新特点的背后，是部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
“孩子在国内成绩一般，很努力，却怎么也上不去。”李斌的母亲说，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希望能换个环境，让孩子更轻松、自在地成长。
当然，这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李斌一年的留学费用超过25万元。
不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出国留学的性质，近年来开始从“奢侈品”向“中高档投资品”转变。启德国际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出国留学的学生家庭中，年收入30万元以下的家庭数量已从2010年的58%跃升至去年的76%。
该报告认为，“从经济支持的角度看，工薪家庭出国人数的增加，也是催生低龄留学浪潮的一大诱因”。同时，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使得留学费用相对下降。
除了经济因素，《少年留学，三思而行——一个大留学生对小留学生的忠告》一书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周炽成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说，“留学低龄化”现象的日趋明显，还源于中国家长对西方教育的“信任”，但“少年留学”应谨慎。
裴育则显得比较乐观，他认为国内外教育确实存在着差别，主要是因为国外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起到了很大帮助。
李斌的母亲觉得，如今，自己的孩子变得更能独立思考、独立决断，“以前从不做家务，现在放学后也会打一些零工”。
压力大落户难 少年留学潮的冷思考
尽管人们对“少年留学”有着美好愿景，但仍有隐忧引发关注。周炽成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实在要去，需衡量好风险。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留学生，周曾在书中直陈“少年留学”诸多风险，引发热议。
如今十多年过去，周炽成表示，他仍以“冷眼”看待这股热潮。在这股潮流中，不少家长有着类似的考虑：孩子在国内学业负担太重，而国外却是轻松、趣味的教育，那何不把孩子送往国外？周炽成表示，从整体上看，西方国家中学生的学业负担要比中国轻，“但如果把语言、心理、环境、经济等压力考虑进去，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大大加重了”。
王辉耀也有着类似的论述：初、高中时期正是培养心理健康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学生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将会对心理和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低龄留学生除了要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独立生活，还必须克服语言、文化背景障碍，适应国外全新的教育模式，还要独自面对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王辉耀说。
刘志利对此就有着深刻体会，“刚开始会不习惯，气候、交流，还有吃的。”虽然已经生活了两年，他还是很难用流利的英语交流，“英语不好，很多书看不懂，看的书籍和在中国差不多”。
一些家长会疑惑，因为在他们眼里，“少年留学”有着先天的优势，那就是对语言的强大接受能力。某大型留学中介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语言学习优势”是家长赞成“少年留学”的重要理由。
对此，周炽成分析说，一个几岁的孩子，确实能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中适应下来，但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新语言的能力将越低。一般认为，十一二岁是转折点，留学少年(一般指大于12岁)已过了学第二语言的最好时光。
央视财经主持人芮成钢[微博]也微博上表达了对的“少年留学”担忧，认为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中学，是件风险很大的事。
除了留学期间的风险，裴育与周炽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留学归国时的门槛问题。
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激增和海外就业难度增大，使得留学归国人员增多，“海归”对北京等一线城市户口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显示，2000年~2011年，留学生回归人数年均增长率为23.66%，预计2012年留学生回归人数将增长到23.03万人次，2017年有望增长到66.6万人次。
因为人数庞大，北京等一线城市对留学学历、时间有了更苛刻的要求，落户的门槛使得部分归国留学生开始选择二、三线城市。
“所以在做出‘少年留学’决定时，家长与学生都需慎之又慎。”周炽称说。
从早前的渴望走出去，到而今学成归来时的就业难，这些有着“海归”这样一个共同称谓的留学者，面对国内外就业形势的趋紧，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一个“阵痛期”。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了解到，围绕教育体制改革的提案不在少数，众多委员建议目前的教育要与市场需求结合紧密一些。
比如在民建中央提交的 《关于加快教育改革切实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提案》中指出，“劳动力供求失衡导致学历与薪资水平倒挂，引发才贱伤教的现象。”因此建议，“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从重视教育扩张向重视教育内涵发展，重视质量提高与就业导向，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专业制度设置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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