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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境界论初探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3-03 19:09:54 | 文章来源: 美术报

    朱良志先生在《中国美学十五讲》第十讲“大巧若拙”中提到“老境”这个美学概念。他说:“中国艺术推崇老境,老境也是一种拙。”他指出:“老,在中国美学和艺术中代表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这和崇尚古拙平淡的美学风尚是密切相关的。”“老境于稚拙中透出可爱,在平和中渗出潇洒。”参照中国书画,特别是书法,我想到唐代孙过庭的“平正”论、宋代苏轼的“平淡” 论、明代董其昌的“生熟”论,这些理论对我们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分述如下:

    (一)孙过庭的“平正”论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学习书法的三个阶段:“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学习书法开始时求“平正”,这是第一阶段;得平正后求险绝,这是第二阶段;能险绝之后,再回到平正,这是第三阶段。初学书法一般以静态书体,即篆、隶、楷为入门,大多数人以楷书为入门第一首选。但以隶入门者呈越来越多的趋势,因为隶书更能体现“横平竖直”之要旨。专业院校则多以篆书开始,因为篆书体系 (含甲骨文,大小篆等)为中国文字之源头。但不管是楷,还是篆隶,都能较为容易地解决字的基本间架结构问题,即“分布”。还有初步了解笔画的书写及应用即笔法相关问题。相对而言行草书的变化要远远大于上述三种书体,初学姑且不论,因为以临帖为主。但凡有一定基础之后就要注意其结体的正欹开合,用笔的中侧锋转换、提安顿挫、速度的快慢、节奏的松紧,用墨的枯湿浓淡,章法的参差变化、穿插聚散,等等,实“平正”难以解决,“务追险绝”。说到底就是穷尽变化,不计手段,以领会书法变幻莫测、千奇百态无穷之奥妙。但孙过庭又说,“既能险绝,复归平淡”。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熏染,追求“中和”之美,故又要“复归平正 ”。此“平正”要求更高,即经历“险绝”之后,又要若不经意,变化到极致而又要不露痕迹,所谓浑融无迹,这或许也就是很多初学者读不懂《兰亭序》的原因吧。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才能理解王书之“矫若游龙,如卧风阙”的审美境界。

    (二)苏轼的“平淡”论

    东坡先生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此语本论文,但常被引论书法,如董其昌《容台别集》就曾引用:“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苏子瞻曰:‘笔势峥嵘……绚烂之极也’。”以此语对照孙虔礼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东坡虽未提如何达到“峥嵘”和“绚烂”,但可想见,这个过程亦是从“平正”到“险绝”的过程。其后,东坡和朱良志先生一样提到“老”字。朱先生在书中说“中国书法理论提倡生、拙、老、辣,反对熟、巧、嫩、甜,所体现的就是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东坡认为“老”就要追求“平淡”,而此“平淡”绝非是 “老”之前的“平淡”,是“绚烂之极”的“平淡”。正如庄子所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里的“朴”是雕琢之前的“朴”吗?显然不是。

    东坡居士《黄州寒食诗》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当是子瞻“峥嵘”、“绚烂”之作,“是苏氏书法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作品。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撞击下进发的石火电光,稍纵即逝且不可能重现。黄庭坚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有太白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此评自有其精辟之处。这倒不是说,苏氏在以后的20年技法没有长进,相反他大部分作品,包括每份尺牍都精美雅致、从容优游。尽管晚年南窜八年的谪居生活比黄州更为恶劣,但修炼得心如止水,以至不以物喜,不为己悲。”(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在经历了《寒食诗》这样的“峥嵘”、“绚烂”之后,东坡的境界应该更高。其实东坡晚年之书法,正如他自己所言,“乃造平淡”是也。

    (三)董其昌的“生熟”论

    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董其昌的观点启示我们,学书先由生至熟,即从无法到有法。然后又要由熟返生,可看作是再从有法到无法,自然随意,直至自由无碍之境界。当然,他的“生”、“ 熟”还不止“有法”、“无法”那么简单。董之“生”即“淡”,“熟”即“工”,“熟”乃“生”之前提,一如“工”乃“淡”的前提一样,苏东坡谓“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是最好的注脚。

    董其吕关于“生”、“熟”的论述还有,“赵(孟頫)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这里董香光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更胜“熟”一筹。他认为“熟”就是“工”,也即我们今天讲的技法娴熟,此应属书法共性范畴,故“熟”也容易混同于一般而泯灭个性,这便是“俗”。所以他要“熟”后“生”,实乃以“生”破“熟”、以“生”破“俗”而求个,陆。这时的“生”已超出“淡”的意境表述,而升华为他自己的“精神血气”了。他说“吾书往往率意”,也说明他作书时注重随意生发而追求意趣。所以他又说:“吾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生少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他虽承认功力不如子昂,但又自豪地认为他作品的气息要高于赵。

    中国书论中类似上述三家的理论还有不少。清之宋曹在《书法约言》中说:“书必先生而后熟,既熟而后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清·刘熙载《艺概》中也有相关论述,“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刘熙载之言可作这几家理论总结:“不工”要求“工”,即先求技法和共性,一如孙过庭之“险绝”,苏轼之“峥嵘”、“绚烂”,董其昌之“熟”。然后“由工求不工”,即去追求个性和风格,一如孙之“通会”,苏之“平淡”,董之“秀润”。其实也就是说每一个书家都应在过技法、共性关之后,努力去融会贯通,锤炼风格,并勇于去掉造作刻意成分。最终信笔为之,从心所欲,一任自由,以直臻化境。

    当我们夸奖老年大学学员或老干部书法家的作品人书俱老时,不是无知就是违心瞎扯。孙过庭所说的“ 人书俱老”的前提可是“通会之际”。没有“通会之际”哪有“人书俱老”?“老境有天成之妙境,有天籁之音声。”(朱良志语)这个“老境”是“险绝”,“峥嵘”、“绚烂”,“熟”之后的“老境”,是经历过风雨过后的彩虹。只有经历过风雨,这道彩虹会更美、更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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