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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青春的二十一世纪都市生活，使大众审美“婴儿化”、“艺术低龄化”。整体审美滑坡交织着“精英艺术”的缺席。泛卡哇伊野蛮暴力、色情残酷的童话视觉加深了青年一代精神世界的苍白。万花筒般的艺术“果冻时代”，汇聚了轻浮，遗失了稳健。后现代艺术不加节制的创作规则，在不经意中撞击着理性、美学、道德与人文。存在即是合理，精英艺术也无需与“百花争艳”。这是一个允许个性化和“主体”的并存，允许传统和激进的统一，允许中西碰撞的时代。中国文化拥有自古以来的博大和兼容。中国绘画艺术也应走出应西周於难以立足的混战局面——引它山之石而攻玉。由此，我们不得不以历史的静观透视一下。
首先，需要重新澄清，当代中国的文化人始终是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定语，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所遗留的民族文化之神韵，即使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也不应忽视。这是源之与流、杆之与支、叶之与脉的传承。
宗白华先生将“美”理解为介乎“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和谐。”将宗教视为“美的左邻”，将哲学视为“美的右邻”，艺术是以实现美为目的的，宗教使艺术获得了热情，哲学使美获得了“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使它能执行‘人生批评’和‘人生启示’的任务”⑥所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⑦着实也不乏体现了绘画根深叶茂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述：“记传所以叙其事，不得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画图之制，所以兼之也。”中国古代画论所阐述的认识、教化的艺术功能，提出了绘画对社会、对审美群体的关照，以及除“赏心悦目”之外的创作走向。德的教化随玄学的兴盛逐渐完善为“养性情”“涤烦襟”“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的精神力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道”属于核心问题。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虽各自不同或相反，但对于“道”的理解却有某种程度上的默契。道家强调人对自然的悟道与和谐，而儒家则关注恪守天道原则所指定的道德规范并与之和谐。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宇宙观，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人文理想。故而，有人说，在艺术领域可将“儒学”喻为“车轨”，规定了艺术家创作和审美的方向，又可将“道家”喻为“夹在双轨之间的车轮”可使其乘兴而飞，扶摇直上。其实，这同样也体现了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中庸”所包容的“中和美”这一艺术理念。艺术的“空灵与充实”则是“中和美”的具体阐释：“空”则在于其心，一种忘乎自我，忘乎杂尘，静观内心的清澈；空可储物，储物则满，满则“实”。这是对自我灵魂的净化与充盈。正所谓：“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志？衿情未释，何来冲穆之神。”⑧所谓“充实”则体现了儒家“中庸”的思想。“中和美”这一现实主义美学，是中国古典主义美学理念的综合思维，“以辩证的圆形结构”体现了在封建专制社会儒家朴素局限的人文主义关怀。说它朴素，是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以“礼”为规范，“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从心理上改造和感化；而“人治”则偏重德化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试图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这仅仅是当时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进而激发的理想的社会意识形态。说它局限，是因为无法改变封建等级制度。所谓的“礼”、“德”都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但在封建专制社会“民本观念”也只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安抚，“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绘画的现实意义、精神教化以及倡导的和谐宇宙观社会观，在不否定其质朴幼弱的人文观念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封建伦理、帝王治世的宣赞。
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的今天，儒家“仁”这一具有古典人道主义性质的伟大思想，已逐步演变、完善、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以人为本，为政以德”的观念。当然，艺术发展的主流倾向并非是唯一倾向，它只作为艺术方向的轨道，对于时代的关注仍应该以“艺术”自有的方式展现作为文化人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与时俱进”，由崇拜走向分析，由现实与精神的分歧走向理性的辩证与统一，化虔诚静穆为诚信端庄，由惊叹走向动感的深思。以新时代现实主义“美”的视觉方式，治愈后现代颓废消极、盲从不安、神经衰弱的社会审美症状。
还需要重新澄清是多元化语境下对待西方绘画艺术的远视——作为民族的文化人立足远视所应持有的透视。
每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诞生都与社会环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发展的必然。西欧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产阶级新兴政治力量敲响了资本主义新纪元的晨钟。欧洲封建社会日益没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思想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倡导资产阶级新兴意识形态，实现从神学到人学、从神性到人性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⑨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⑩文艺复习这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吹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号角。人文主义者利用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与丑恶，否定封建王权、破除迷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在此期间，绘画艺术为资本主义“人文思想”体系制造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并在以此延伸的“人本主义”基础上奠定了超越一般技法范畴，具有典范意义的现实主义原则。着重反映“人以及人所存在的世界”，将宗教题材世俗化，将神性人格化或将人性升华，毫不掩饰地向宗教禁欲主义宣战。这其中，波提切利的《春》，借助宗教题材和神的形象，寄托自己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思想情感，传达自己的理想，蕴含着对现实的惶恐不安。波提切利的笔下，将象征美的维纳斯转化成为生命之源的女神。画面左上方的风神拥抱着春神，春神又拥抱着赐予人间生机的花神。此时的维纳斯头顶飞翔着手执爱情之箭的小爱神丘比特，立于画面正中；右手边象征“华美”、“贞淑”和“欢悦”，的三位美神携手共舞，给人间带来生命的欢乐；而右下方主神宙斯特使墨丘利，他有一双飞毛腿，手执伏着双蛇的和平之杖，驱散冬天的阴霾，手势所到之处春回大地，百花齐放，万木争荣。然而人物情态并没有欢乐的气氛，画面却笼罩着一丝春寒和哀愁。和他的《维纳斯的诞生》一样，神是满怀着惆怅来到这苦难的人间的。神话人物的世俗情态，体现了画家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对现实的态度。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扬起的嘴角似乎又有另一种挑衅意味，充满了异教气息的神秘微笑；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严谨的造型语言、画面典雅的色调，突出强调虔诚静穆的视觉感官，弥漫着母性悲天悯人的圣洁光辉。他们在对“人”精神内涵的描摹中，“用“爱”为人类开辟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也开辟了一条自我超越的途径，”⑾“爱的和谐”里剔除尘世繁杂，一切重负沉淀了，一切污浊净化了，一颗艺术家至真至美的真性情一丝不苟地坦裸于这些人物的神情里，无不充盈着对人性的礼赞。从此，便打破了中世纪的宗教美学，由神学走向人学、由经院走向学术、由崇拜走向批判、由禁锢走向自由的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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