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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艺术圈中的人说，上世纪八五时期的艺术家是如何喜欢读书，尤其是如何喜欢读哲学书。进入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接着更是每况愈下，以至于今天很少有艺术家关心文字，更不用说深奥而无用的哲学了。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不少人主张，今天是图象时代，或者读图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图像转向”（image turn）。别说从事图象制作的艺术家不喜欢文字，就连一般人也懒得读书。“图像转向”也造成了艺术领域的分化，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如文学、戏剧等在日渐衰落，以图象为媒介的艺术如绘画、影像等在日益走强。这是时代的总体趋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无法违背这种趋势？
我并不是在为艺术家远离哲学进行辩护。相反，我主张今天的艺术家应该更“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并不等于是智慧。在柏拉图看来，爱总是爱最想要又最缺乏的。爱智慧表明最缺乏的就是智慧。承认缺乏智慧，承认无知，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的自我认识。只有缺乏智慧的人，才会不断追求智慧。这里，智慧起的引导作用，而不是某种确定的存在或目标。智慧只是引导人不断地进行探索，而不可以人为确定地拥有。在这种意义上，智慧就像“未来”。“未来”永远未来。这并不是说某个确定的“未来”无法到来，而是说在某个确定的“未来”到来的一刹那，另一个“未来”又出现了。人生在世，就是在不断地追究“未来”。人永远也无法抓住“未来”，或者说“未来”总是在人的追求中后退。一旦抓住“未来”，一旦“未来”不再后退，生命就触及终点，人就不再是人。这就是人生的荒诞。对“未来”的追求，会突现人生的荒诞性。对智慧的追求，同样也会突现人生的荒诞。人只能追求智慧，而不能拥有智慧。一旦拥有智慧，智慧就变成了愚昧。
20世纪的现象学将哲学中蕴涵的这种悖论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哲学的目标是“回到事物本身”，但哲学本身并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只是兀自在场，而哲学则远离在场，借用概念去描述或再现在场。换句话说，哲学只是事物的描述或再现（representation），而不是事物的在场或呈现（presence）。由此可见，哲学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哲学永远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声称，关于存在的追问所得到的任何结果，都是存在者而非存在。因此，对于哲学来说，只有放弃描述或再现，走向在场或呈现，才能摆脱自身的危机。有鉴于此，近来有不少哲学家主张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而不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来实践。然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必然会威胁到哲学的身份，而进入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诸如盖格尔、英伽登、梅洛-庞蒂、杜夫海纳之类的现象学家，都将艺术视为现象学所追求的“现象”，视为哲学所追求的“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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