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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798双年展的“策展人风波”
——策展人不过是一名高级观众
程美信
首届798双年展的成功之处在于一个“乱”字，这可能是超出举办方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双年展的外围活动、不请自来的艺术家、禁而不止的作品。尽管总策人朱其与行为单元策展人王军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应该看到这次双年展是中国近年最好的艺术大展。由于国情体制的关系，艺术要达到充分的自由表达，不采取一些阳奉阴违的策略是难以实施的，特殊的社会意境决定了艺术的特殊表现方式。遗憾的是，朱其对此不仅大为不屑，反而公开侮辱王军及一些不守规矩艺术家，认为他们借封杀来炒作自己，所谓“一种反叛名誉学和经济学”。这显然是种黑白颠倒的强权逻辑，也代表了一种庸俗化的狭隘偏见，完全不符一名双年展“艺术总监”应有的态度方式。
朱其在接受《Art概》杂志采访时说：“在这次798双年展期间，我从未见过有这样人格龌龊的“独立”艺术家，为了制造被封杀的借口，把自己潜伏进来，先跟我保证不做某些行为艺术，然后一转身又开始做了，并对媒体称自己受到打压。”很显然，这里是指王军退展一事。事实上，行为单元已经被封杀了，否则王军没必要向朱其保证“不做”。也许，朱其有朱其的难处，官老爷的脸色毕竟比王军的行为单元要重要得多。因此，他痛斥王军是人格龌龊的‘独立’艺术家，并指责王军借“封杀”来炒作自己，所谓“这在当代艺术圈早已不是一个秘密，即存在一种反叛名誉学和经济学，背叛官方并不一定是个赔本的买卖，以前在东村、圆明园艺术村就有这样热衷此道的艺术家。”
可以说，朱其对王军的指责是极为恶劣的，从根本上违背了道义原则。正如一名父亲打孩子，朱其反而去指责痛哭的孩子在“炒作”，故意损害父亲的名誉。照理，朱其很清楚官方对当代艺术及行为艺术的态度，并不在于行为艺术和艺术家的好恶。艺术表达只要不具有公害性，它的展示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也是宪法明确保障的公民表达权。为此，朱其倾向官方的强权逻辑，把明明是的打压和封杀，视为一种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炒作“经济学”，这是一种典型避重就轻的黑白颠倒。过去“F4”等人的绘画遭到官方封杀而引发一些国际同情，由此名声远扬和身价倍增，但不能否认官方行为的非法实质，而不是艺术家的单方制造的事端，即便一些艺术家后来走向招安的政治投机。应当看到，本来一切是艺术家以及公民的正当权利，只是政治强权使他们走向一种扭曲状态。在极权体制下，不论是国民人格还是社会行为，出现分裂扭曲是在所难免的，艺术与艺术家自然不会例外。
如果按照朱其的逻辑，王军及其他行为艺术只能忍气吞声，任何阳奉阴违就意味着是一种不道德的龌龊行为，或者为了成名不顾一切的自我炒作。事实上，不论那一种手段的“炒作”， 它应当是现代人的基本权利，如同女人热爱打扮一样无可厚非；关键在于“炒”有没有价值，它的最大不当也只是弄巧成拙。其次，“炒作”比起极权主义的罪恶制度是微不足道的。退一步说，按“炒作”的庸俗偏见，朱其何尝又不是炒作自己，恐怕连我写篇批评文章都被看作是一种炒作自己的龌龊行为。故此，试图拿“炒作”或“成名”的道德庸见来说明什么道理是困难的。
当记者采访朱其时，问及王军等艺术家的退展公开信中指双年展没有独立性和民主性。朱其的回答是：“王军把现在他跟双年展的关系表述成独立和反独立、民主和反民主的关系，事情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些行为艺术家有追求民主和独立的一面，但也会有同时具有急功近利和自私人格的一面，就像历史上的革命者，并不完全是都为他人着想的。在崇高的名义下可以欺骗和争夺利益。我也不认为他们宣布退出的声明代表独立精神和民主，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几十年前革命和文革年代红卫兵的遗风，为了崇高的真理和集体口号一夜之间可以变得残酷无情，为了个人表达的自由而牺牲别人的权力，这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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