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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专答记者问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9-27 11:00:54 | 文章来源: 上海证券报

展览现场背景墙上是《物权词典》

《The More》是容器

问:这次在外滩3号的展览,与去年在广东美术馆做的个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这次参展的大部分是新作品。如木质的《The More》,安放在中庭,是一个7米高的“东西”,有类似伊斯兰清真寺的穹顶、天主教、基督教的十字架的颈部以及类似佛龛的底座。这是上半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想到的:威尼斯有许多阿拉伯风格的拱窗,启发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代表三大宗教的象征符号做在一起?结果很漂亮。

问:这样的大型装置代表什么?

答:我和英格很喜欢《The More》。它不应代表上帝,但可以在上帝之下。三大宗教是一家人。《The More》是容器,可以容纳物权。

波普尔把世界一分为三

问:你把世界一分为三,是不是受到西方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影响?

答:对,波普尔以他的《开放社会及他的敌人》而著名,他把世界一分为三:世界1、世界2与世界3。80年代看到他的这个说法后豁然开朗:人们通常认为画一个苹果是艺术,而临摹毕加索则不是作品,其实拷贝也是艺术。

问:当时大家特别关心西方现代哲学?

答:是啊,那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大家都处在精神上的饥饿状态,忽然开放了。当时我就读的浙江美院(今天的中国美院),学校里经常开讲座,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比如尼采专家等。当时的状态可谓“知道主义”:所有重要的哲学、文学、艺术理论都必须知道。当时的阅读,就是警句加梗概。在80年代末大家还一度对悖论很感兴趣,悖论也成为圈套,一种描述方法。

问: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所关心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答:对,时代的不同了。2005年我发现,按照今天的知识定义,波普尔的思想就会被定义为无用。我们当时的80年代,人们得的是“伟人症”;现在的人面临的问题则不同,是“相信”。

“红色幽默”从文革美术出发

问:你的创作是否可以总括为“国际红色幽默“?

答:“国际红色幽默”是大的整体,“物权”等只是其中的一系列项目之一。

问:你的“红色幽默”是不是与文革美术密切相关?

答:我在80年代弄文革题材。当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家做“伤痕美术”?我倒是反过来歌颂文革形式的。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论文革的艺术,提出文革艺术与文革不一样。可以这样来分析:大环境是文革,好比土壤;艺术家创作,好比苹果树;而艺术品则好比苹果。当时的“红海洋”成为我的早期创作的土壤。不过在后人尤其是小青年看来,则完全是两回事了。

问:当时你们从事艺术创作的追求和今天也不一样吧?

答:当时在舟山做创作,那是为艺术史而工作:一心想着这个东西人家没做过。一做好就拍成幻灯片,到处去寄,言下之意,这个东西你们别做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灵魂在浙美

问:还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

答:当时与王广义,张培力等一起做观念(艺术)。浙美强调观念(艺术)。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灵魂在浙美。

问:你的“红色幽默”似乎和语言文字的实验有关吧?

答:语言学在我们这一代很热,“抽空”、“亏空”、“注入”等是常用的词。当时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形式抽空,让其失效,就变成了艺术。

问:从“红色幽默”到“物权”,是不是有同样的逻辑?

答:关于物也是有这条线索。我的创作强调对事物“物性”的考虑,包括物理上的考虑,还有悟性等。到1994年做“物权”也是这样。

我到西方,先到冰岛,再到汉堡,没有人关注,安静地研究基础的课题:东西成灵的可能性,发现了一系列的方法,比如造句、加括号等。

问:在冰岛你还开始与英格的长期合作,你是怎么看这样的合作?

答:与英格合作,双语了。同时,英格的“粉化”,把物体磨成粉末,造成语言的真空,这是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境界。

问:在你的“红色幽默”中有许多印章,成为你的作品非常突出的特征,对此你怎么看?

答:当时,只要是章,包括公章、私印,都特别重要。这以后就成为我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每做一个项目,就刻一个章,成为这个项目的Logo。

问:这次展览是你在国内的第二个个展,你的创作包括早期在国内创作的“红色幽默”与89现代艺术大展上的“卖虾”,国人知道的并不多,对此你怎么看?

答:这涉及当代艺术的学术梳理。许多当代艺术的资料官方机构不搜集不整理。当代艺术尚未获得官方的完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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