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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索特兹：在柏林他们说纽约的一切都有关市场。在伦敦他们也说纽约只有市场。所有人都指控纽约只有市场。在柏林和纽约，我终于忍不住爆发说，“你们展同样的艺术家，你们卖给同样的收藏家，你们和同样的策展人合作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纽约比起其它选择不是市场的太多还是太少而已。”。现在，没有人是有关市场了，谢天谢地。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纽约会更明显地把所有的画廊集中在同一个区，这很聪明。
杰里.索特兹：这是纽约一直拥有的一点。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记得在2000年，Andrea Rosen告诉我如果展览很棒，春天的星期六下午，参观者可以达到8千人，我觉得这在柏林或伦敦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画廊是免费入场的，所以会有那么多观众。但，这同样表示，就算他们不是在和MOMA比较，他们也确实在文化方面达到了令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效果。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在说的是有关策展人的多变，整个系统就是在那儿开始崩溃的。你可以在一个私人的地方策展，你可以用非常吓人的方式，都可以很棒。然后，还有美术馆，它还得是个“矫正”，变化中的永恒不变，其他人的领头羊，寻找着某种原则，让人同意抑或不同意。这个论述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现在都去当拍卖家了。其实，就像Lisa Dennison离开高古轩到苏富比去一样，这很有意思，是非常不同的观点。
杰里.索特兹：这是普遍上的观点，不是特定的。我认为Lisa Dennison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回到了自己的根源。她知道工作在哪儿，她可以很直接地和收藏家工作，用更快的方式，这样也没什么错。两者间我都希望拍卖界会掉下悬崖，最后只能和死去的艺术家合作。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杰里，你刚刚说了很重要的一点，Lisa Dennison现在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工作。我想这也是私人单位和美术馆的差别。高古轩可以推出Roy Lichtenstein的展览“Girls”(2008年纽约的展览)——非常精彩——然后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杰夫.昆斯，叫他出本画册，他们有钱支付一切。这是纽约的任何机构都无法达到的速度，而且也没有那个自由。
杰里.索特兹：你们为什么不做呢？作品都不是为了销售的，他们必须保证，你们也有保险，必须是借来的——你可以那么做。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认为一间美术馆，收藏还是不收藏，都必须要接受所有的标准。它经常会有很多相互联系，共同掌管美术馆的思想和简介。想一想那些不容易被收藏的作品…
杰里.索特兹：有什么事不能被收藏的？录像可以被收藏，一罐空气可以被收藏，一罐屎也可以被收藏。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知道，一罐屎可以很容易地被收藏，但还是有很多作品不用说是非常商品化的，因为它们需要很多空间，而且没有交换价值。然后，你想想行为艺术，自从我们MOMA现在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行为——我刚刚在洛杉矶见了Simone Forti，问她关于过去40年中创作的行为作品，她仍在思考如何保存这些作品。我认为她是重要的艺术家！这些事情应该是美术馆负责的，而不是将她拍卖成一位拥有一千七百万美元左右的蓝筹艺术家。我希望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最后，我同意如果美术馆的质量好，那么他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应该打破惯例地去思考，我们应该展示在其它地方展示不了的东西。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在MOMA更困难，但大家都应该会欢迎它，如果你的建议很酷，没有人会反对你：董事或是收藏家，或是馆长都不会。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知道这也是你们想要的。P.S.1完全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它应该是世界上最棒的另类空间。因此我每次去那儿时都很兴奋，但奇怪的是离开时又那么失望。MOMA和P.S.1的婚姻是还未被开发的婚姻。他们需要在公共场所进行狂野的性爱。目前。频繁地。或者P.S.1应该傍大款。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在努力，但不是在傍大款那一方面。
杰里.索特兹：其实，Michael Govan开了Dia: Beacon然后又把Dia: New York关闭的举动让我感到悲哀和难忘。对我来说，这就像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一样。Govan和Dia之间的问题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才能解开。这是过去10年中，美术馆界内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现在洛杉矶的MoCA也因为馆长和董事的问题而烦恼。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新美术馆的好机会，但仍然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占领的。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记得为了奥莱佛.伊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我们把过道给封闭了，安装了单频的黄色灯管，将天井清空，安装了一个通风设备——将作品安置在艺术建筑内，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是件雕塑还是奇怪的灯型装置。我觉得这些步骤都是美术馆愿意踏出的，而且也的确踏出了。这是没有标签的展览，它看上去或许是很小的一步，但愿意这样做就意味着它是激进的。
杰里.索特兹：我同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我们谈论市场和机构，这很有意思，但我们没有谈到艺术家。你们难道不觉得情况愈来愈不以艺术家为中心了？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不，我不那么认为。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那么，想想柏林的曾经和仍然保持的很多层面。我在那儿居住了两年，虽然我同意它的确改变了许多，但柏林仍然是由艺术家组成的非常与众不同的城市。也许这从特定的一代艺术家开始，奥莱佛.伊利亚松、汤姆斯.迪曼（Thomas Demand）等人…他们是柏林的“起点”，但后来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家。目前，仅仅邀请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就能组成一个国际级别的双年展。在纽约，你有很棒的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艺术家历史：Lawrence Weiner, Dan Graham…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和Mary Heilman.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对，但我不认为你们的艺术家拥有和柏林一样的密度。我在纽约看见许多很好的艺术家，但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洛杉矶已经成为了艺术友好的城市。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想这也是观点的问题：就拿Terence Koh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在美国只有很少的支持者——Shamim M. Momin和其他人——但在欧洲却得到很大的推崇，他们把他看作是James Lee Byars继承人。在艺术家Ryan McGingley, Dash Snow, Dan Colen 和Nate Lowman…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背景的理解困难，在纽约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当然有很多很棒的年轻艺术家，如Paul Chan或Sharon Hayes，就拿这些我最近合作的人来说。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我觉得你再也不能将纽约描述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室，他和你在柏林看到的不同。也许，我是夸张了，但我是那么想象纽约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当然，今天的纽约拥有了美术硕士课程的学府，但对我来说这不像一个你可以浪费时间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太贵了。如果有人问该推荐年轻艺术家到什么地方去好，在纽约和柏林之间选择，我会说，去柏林。
杰里.索特兹：为什么？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不想将柏林神化，你可以在那儿过这纽约一样的生活，但没有金钱压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除非你在经济上非常独立富有。这里的社会游戏也许比较突出。
杰里.索特兹：纽约比柏林更为社会？比起伦敦或者洛杉矶？又来了。居住在艺术城市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穷得有型，这在纽约很困难，但很多艺术家都在寻找这种方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感觉洛杉矶或者柏林也许会让你更自由。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觉得柏林和洛杉矶拥有纽约所没有的。柏林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就算你不是明星艺术家，你不工作也好，你还是负担得起一间公寓或工作室。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纽约和它的狂怒是相反的，是很亲密的。我觉得它会保持活跃的可能性很大。我们有时间有空间有艺术家。这个沼泽仍在冒出富有创造性的泡泡。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因为我们是个岛文化，我们一直都是个岛文化。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这样说也许很庸俗，但千禧年却在这个城市开始。砰地一声从毁灭中开始，但纽约是独特的，因为它拥有重新来过的能力。很多方面都来它的神话。遗憾地，纽约最近的转变是将钱作为核心争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暂停揭露价格或谈论作品的价格。但，让杂志和主流文化更关注艺术的也是这些价格。
杰里.索特兹：美国正处于作为帝国的最后阶段。当帝国崩溃进入混乱后会衍生出巨大的东西。我觉得声称纽约结束了是非常错误的。它或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交易场所。也许依然真实的是，没有事情发生就没有重大的事业，这至少在纽约是那么一回事儿。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而如果没有，这个事业就无法完成。我认识一些在自己国家获得极高尊敬的艺术家，但在这里他们还并未获得承认，他们对此拥有巨大的愿望。最近，我在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也常去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人们离开的地方，从Mona Hatoum谈到Emily Jacir，从Sigalit Landau到Yael Bartana，从Guy Ben-Ner到Keren Cytter，有那么多艺术家来自那么小的地方。
杰里.索特兹：因为动荡的社会产生很多的艺术家。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因为P.S.1的项目，所以我和Yael Bartana的对话很频繁，她正尝试将争论转换到波兰或荷兰，她是经常旅行的艺术家，她将自己的信仰和审美转换成地方性的举动对我来说很震撼。我刚去了南非，发现那儿正在改变，从性别和方式上讲，对于发生在那么小的环境来说很令人兴奋。无论如何，他们很想和纽约有所联系，他们希望到那儿展出。当我在泰国时，我有幸和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Surasi Kusolwong以及Navin Rawanchaikul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见面。能看见他们如何实际地建造了非常活跃和真实的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如何，我们所想要讨论的，指明了纽约就是个交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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