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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韩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3-19 16:46:34 | 文章来源: 新京报

20年见证中国的变化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一直关注边缘人群及社会问题。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对此持续关注?

张元:因为我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没有这种概念。

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一种美,在他们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些曲折和动人故事,这个是牵动我关注或者宽容,或者同情他们的原因。

我拍电影20年,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在今天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也就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北京杂种》那时,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有点像洪水猛兽,但今天北京已经有一万支摇滚乐队;拍《东宫西宫》时,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的,但今天的同性恋话题,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

社会还是向我们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而且这个社会变得更能宽容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新京报:从地下到地上,拍商业电影,大家都会用妥协来叙说你的转变,尽管你不断地强调说不喜欢妥协这个词?

张元:你看我做《有种》有妥协吗?我不是为了做商品来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观照社会现实。它是中国年轻人的横切面。在这个横切面当中,能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看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痛苦和他们对美的追求。

艺术家有艺术家生存的历史。艺术家很早就是手工艺人。在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就是为教会、宫廷服务;文艺复兴之后,因为资本家的兴起艺术家又为资本家服务。任何艺术观念的改变不仅是艺术家本身的目光,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精神、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在今天来说,艺术家有什么地位啊,要用妥协这个词。

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价值观、另外的评判提供给人类———你还可以这么去看社会!

新京报:靠岸,获得官方许可,并与大众会晤且狂欢,从独立电影到“地上电影明星”,大家认为你在两种体制内如鱼得水。对于票房你在乎吗?

张元:我做过很多种电影,很多类型的影片。你要说我不关注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有些电影投资很小,但票房很高。类似《过年回家》这类影片投资100多万,在全世界卖几十个国家,而且得威尼斯大奖。你说这不是好票房的电影吗?像《我爱你》投资200多万,也达到了1000万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业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点我是电影作者,我是艺术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场和角度。这点我希望我没变。

我的理想没有改变

新京报:尽管去年票房60亿,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来,艺术电影依然没什么受众。

张元: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有特点和独立个性的电影,因为很明显看到大家不满意。当然艺术电影也有它的问题。有一些貌似艺术,实际上,对话的真实程度都有问题,这也是现在观众不满意的方面。这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大家的不断需求产生变化。这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

新京报:那你所拍的电影中,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张元:大家都会说下一部。

新京报:20多年的奋斗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艺术理想追求变了吗?

张元:理想怎么可能变!这是我一个坚定的理想,不仅仅是愿望,这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构筑,也是永远坚持去拍摄我自己想拍摄的这些东西的最大动力。艺术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报:你希望没变,但这几年的现实情况又是如何?

张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报:除了《有种》之外,你还有何计划正在进行的?

张元:就是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的新片拍摄计划,剧本是得了“亚洲电影资助计划”的。那是张小波写于10多年前的小说《检查大员》。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预见性,也很精彩,准备将其做成国际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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