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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亨利•马多夫（Steven Henry Madoff）评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最近在Fredericks & Freiser展出的两件录像作品《萨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 2008）。关键词：饱和，自我封闭，双重性，双关语，语言的不稳定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泥足深陷，伊朗又岌岌可危，如今，战争似乎与我们如影随形。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和电影开始关注目前的危机，但玛丽•里德•凯利（Mary Reid Kelley）的录像却很特别，它把我们带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酷而又富有启示性的环境。所有关于武装冲突的现代记忆都难以摆脱世界大战的阴影，惊人的破坏速度，同时开火的多线战场，随之崩塌的国际秩序。破碎的统一让位于新文化的失范与社会动荡对旧有秩序的毁坏。这就是凯利两件近作《萨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语》（The Queen’s English, 2008）故事展开的背景。这两件集表演、诗歌、绘画于一体的作品主要讲述了大战期间在工业劳动、死亡和性中被推向附庸地位的两名女性的经历。
今年九月，凯利在Fredericks & Freiser举办了纽约的第一场个展，这也是两件录像作品的首度亮相，但她对战争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2004年，从明尼苏达州北地市（Northfield）圣欧勒夫学院（St. Olaf College）毕业三年后，她受到邀请参加学校举办的一个群展。她的参展作品是两个剪纸布景的照片，其中一个是著名的硫磺岛升旗仪式，另一个是一名妇女哀悼她在二战中丧生的儿子。第二个场景对凯利的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失去亲人的消息以一封信的形式送达，这种传统的叙述形式直接关系到凯利对“文化各个节点上历史战争叙事的不断重塑”（艺术家本人语）与日俱增的兴趣。丧失的语言和意义在语言中的丧失——既幽默又哀婉，既用于公众也适于个人——变成她创作的主题。2007年，凯利重返校园，在耶鲁攻读绘画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期间她开始关注学校为大战中阵亡校友建造的纪念碑，铭文和战斗名都被刻在柯林斯圆柱柱廊的柱顶盘上。她不仅研究刻在衣冠冢上的人名，还在第一年学习之后去欧洲拜访他们的坟墓，埋首于当时流行的歌曲和诗歌。
玛丽•里德•凯利，《女王的英语》（2008）剧照，黑白录像，时长4分20秒
她从这些诗歌里——如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著名诗句“红唇再红也红不过/被阵亡英军亲吻过的带血之石”——发现了一种叙事结构，其押韵和重复的规则创造出一种自我封闭的逻辑，强化了表达，就像凯利本人所言，实现了一种她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达到的“饱和”。凯利也很欣赏那些从政治角度支配语言的当代女性艺术家，比如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和珍妮•霍泽尔（Jenny Holzer）。在耶鲁求学第一年，她看到张英海“重工业”里的文本动画后深受启发，她说：“我开始意识到，把文本变成时基性质的东西（time-based）是从结构上提高饱和度的好办法。”她把这些兴趣都用到了《女王的英语》中。故事主角——一名女护士在看护垂死的战士时无力面对眼前的一切，于是躲进委婉语。意义直接性的丧失反映了在死亡面前失去生命力的身体。国王的英语和国王的仆人把语言和生活无情地交织在一起。
在凯利眼里，这名护士承载着一种比喻上的破裂，她隐晦的婉言代表语言内部的一种传染病。当凯利着手第二个项目《萨迪》时，她想到使用真正的传染病和另一类转移意义的语言工具——双关。受安吉拉•伍拉科特（Angela Woollacott）关于大战期间英国军工厂女工的书《他们的死活全靠她》（On Her Their Lives Depend , 1994）启发，凯利创造了萨迪和她的情郎杰克。萨迪是一个军工厂的女工，杰克是一名即将启程的海员，两人用一出迷恋和传染的戏讲了一个战争和社会秩序断裂的故事。一次短暂的交欢以萨迪感染淋病（clap）告终[译注1]。整个录像只有短短的七分钟，但密度极高，充满了各种视觉及文字上好玩儿的双关语和韵律。凯利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女工和海员，两人都是卡通世界里的卡通人物。为了向《疯猫》（Krazy Kat）的创作者——二十世纪早期伟大的漫画家乔治•赫利曼（George Herriman）致敬，片中所有事物都被涂得跟黑白简笔画一样：一间房；一杯茶，一个汤勺，若干方糖；就连萨迪和杰克也都是惨白的脸，黑洞一样竖直椭圆形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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