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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itri Hegemann 说：“柏林墙不倒，很难想象能做成这样的俱乐部，没有这样的空间，也不可能有这个强度。”一个年轻人参加完在Tresor 旧址举办的最后一次派对，黯然地说：“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自由也溜走了。”
2009 年底，应北京歌德学院之邀，Tresor 俱乐部创始人Dimitri Hegemann带着几位电子乐手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一场演出，还和中国本土音乐人展开座谈，探讨Tresor 的经验在北京推广的可能性。接受本报的专访时，DimitriHegemann 说：“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
B=《外滩画报》
D ＝ Dimitri Hegemann
P ＝ Pacou
B：Tresor 的成功单纯是因为音乐，还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动？
D：关键是空间。有了自由的空间，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发展艺术，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年轻人需要它。我们提供新的选项，反对主流。主流之外的音乐类型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在乎那些灯红酒绿的大厦，我们鼓励年轻人不要把钱花在奢侈品上面。有人说Tresor很流行，一定很有钱，但其实我们都去二手市场，买二手的椅子。当然，音响设备必须是好的。
我们那是在冒险，不是赚钱。我们腰包不鼓，脑袋有货，一切都尚未完成，贫穷而性感。但这并不危险，我们不使用语言，只用节奏。
B：在两德统一之后，Tresor 是人们宣泄与庆祝的地方，在和平年代，它的意义有何变化？
D：人还是一样多，它的社会意义仍然存在，但我们的境遇的确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付出更高的房租，警察会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安全、防火、逃生等标准。
柏林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更多的游客来到柏林。我觉得柏林是一座夜城，是一座疗伤的城市，不是指红灯区，而是指娱乐业。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在夜晚出去玩，这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柏林准备好了，我们有地方，还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音乐。
P：我觉得比较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的人们更多的是消费导向，他们喜欢很舒服地坐着，希望能够掌控局面，也特别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怎样，而过去，人们的状态正好相反，大家都只想去一个可以疯狂的地方，发泄这一周辛苦工作的压力，好好玩一把，所以Tresor 提供一个很小的空间，一个自由的、安全的位置，让他们去做自己、去发疯。
B：1991 年，Tresor 俱乐部开张不久，Tresor 唱片公司就成立了。这是否意味着Tresor 希望把电子乐从地下带给普罗大众？
D：唱片公司很有用，这也是我们和其他俱乐部不同的地方。艺术家需要舞台，我们就建起自己的俱乐部，而制作唱片可以保障俱乐部的运营。我们把钱给艺术家，艺术家把他们制作的音乐交给我们，由我们发行，这是非常好的结合。让这些音乐被全世界听到，也可以宣传Tresor 品牌。
刚开始没有网络，我们用传真、邮寄来做发行，而现在，离开互联网都没法做事了。这极大地改变了音乐工业，很少有人购买唱片，一个德国唱片界的人告诉我，现在85% 的音乐都没有物理形态，只有电子形式，这种趋势还会继续。新的DJ 使用电子信号，全是1、0 这两种代码，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硬唱片。
新媒体技术让每个人都能创造音乐，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垃圾，并且非常雷同，你必须大量地检索，否则很难找到你真正喜欢的那一个。
P：我认为介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界面与人的关系以及如何让听众参与其中。以前，你可以直接用手控制不同的声音，而现在，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坐在两个电子屏幕前，用电脑键盘就可以操作，就好像在收发邮件一样，而不像是在表演。这只是一个阶段，还会出现更好的界面，更好地利用高科技，而不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而没有任何表演—总是需要一些方法来和听众互动，给他们一个来看演出的理由。
B：在音乐、装修等方面，你们会经常被其他俱乐部模仿吗？
D：当然，20 年前我们只有三家这类的俱乐部，而现在有25-30 家，会有一些竞争，这很正常。但我们几乎没什么装饰，只是有时灯光会炫一点，其他就不必要了。我发现人们喜欢一个全黑的环境，只需要声音，如果灯光全黑，加一点烟雾，他们就会尽情摇摆。
B：有人说你们太顽固，你们怎么回应这种批评？
D：我们像僧人一样，不会追赶任何潮流。这将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的理念。你可以选择去酒吧摇滚一夜，但第二天醒来就忘了，我们更欣赏具有持久性、概念性的音乐。Tresor 更像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当时我们很年轻，不懂太多事情，也没想过盈利。我们像水一样，永远在流动和变化之中，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也会犯错。
P：我觉得底线在于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多样性，如果你不接受，那么有一天多样性就会变得不再重要。Tresor就是一种信号，原来的理念已经陈旧了，我们不再需要把5 种不同的旋律放在同一首歌里，我们只需要一个声音，非常清楚地陈述，让所有人不需要语言便能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节奏，不用翻译，他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并与之互动。
B：2004 年Tresor 无奈关门，当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D：我非常确信Tresor 的存在是必要的，是会发生作用的，年轻人需要这样的地方，而且不是在柏林之外，就是在柏林城里。现在也许情况有所变化，随着新一代掌权，他们会更理解，这是很正常的过程。
关门的时候我倒不是特别沮丧，只是觉得错过了机会，眼看它从我手里溜走。不过我们会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做一些事情，但仍然为我们的历史感到骄傲。我们现在更关注18-20岁的年轻人，他们将是我们的核心听众。
B：搬家对俱乐部有何影响？
D：那是一个新的篇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挑战。我们带着原来的团队，也照搬了一些形式，但还不够。我们现在希望可以把电子艺术和电子乐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我们的新址比原址大20 倍，而且俱乐部目前只用了其中的10%。我们将向很多未知的事物敞开大门。
B：你们是否为了不搬家而做过一些努力，甚至斗争？
D：我们曾经提议说我们在那里建一座塔式建筑，其他空间给各种公司，但把地下室留下。我们尝试告诉柏林市政府应该以Tresor 为荣，这是年轻一代的地盘。通常来讲，当市中心变成商业区的时候，年轻人会被迫去郊外，去寻找更加便宜的地方。但他们不听，我们也争不过那些商人，他们挥金如土，能建更多更高的塔，政府被他们惯坏了。40 年后再来看Tresor，政府会意识到它的价值，它是这个城市的品牌。
现在中国好像也在干同样的事情。我去过上海，看到的都是豪华绚丽的大厦，我希望他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可能觉得年轻人会接受这一切，但我不这样认为。Tresor 一直试着警告大家不要把一切都拆掉，给我们一点空间，我们会做到的。
P：政治家们都远离现实，他们并不想知道人们想要什么，而只关心利润和他们的个人利益。我们觉得应该尝试一些先锋的、新的东西，一旦这些试验成功了，官方就会出来邀功，他们总是这样。
现在，中国的理念不是保护老建筑，而是建造新空间，5 年之后拆掉，再建一栋更新、更高的。这会给空间很大的压力，老建筑会被高楼大厦所包围。我认为北京相对比较好，这里还有一些自由的艺术空间，而上海是一个更紧张的城市。
B：你们在北京发现了和Tresor 一样的可能性么？
D：我听说北京郊区有一个废弃的钢铁厂，空间很大，那里也许和Tresor一样，可以用作艺术、时尚、音乐的空间。我在上海看到了一个老屠宰场，名叫1933。改造之后有一些商业公司进驻，我对这些公司没有意见，但那里应该可以加入更多的元素，包括独立的、地下的文化。如果老屠宰场里只有Diesel 牛仔裤，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有多样性。
P：在欧洲其他国家，新的文化项目通常都发生在老的工厂，外观不变，内部更新，交给新一代。
D：我看到现在被各种音乐噪音折磨的人们，觉得特别可怜，要是我，恐怕会疯掉的。我们担心的是有太多的主流垃圾涌入中国，愚蠢的音乐把年轻人宠坏了，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可替代的选项。
P：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并不是表演的一部分，他们只是去酒吧消费，喝很贵的香槟，打发整夜的时间，而我们则选择让听众更多地融入其中，主动体验并重塑他们自己。现在，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的新阶层，包括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他们有知识有能力，能创造出特立独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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