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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和《水边的大树》
用iPhone作画
整个夏天，大卫·霍克尼只做了一件事——躺在英国布里德灵顿家中的床上，用iPhone捕捉太阳从海湾中升起的瞬间。他使用Brushes，这是一种专门为iPhone和iPodTouch开发的画图软件，以及他的大拇指绘画。每当他画完一幅画，他都直接用邮件发给二十几个朋友共享。天气好的时候，每个朋友在早餐前就能收到6幅他的原创画作。霍克尼可不管这些朋友能不能理解并欣赏他的画，“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收到我的邮件，他们不必回答。那些画是纯粹的愉悦，也是免费的。”而现在秋天已至，初升的太阳不再经过霍克尼的卧室，“我必须起床，穿过走廊去作画，那种感觉可大不一样了。”
霍克尼虽然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工作的繁忙程度却丝毫不减。即将在纽约举办的个人画展，新开张的诺丁汉现代画廊，以及在2012伦敦奥运年举办的画展，都在等着这个72岁老人的加入。“工作让我年轻。”霍克尼说。拜访他布里德灵顿的家的客人，常常会在破晓前被霍克尼叫醒，一起去观察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树上的景象。
霍克尼和他的同性伴侣约翰·菲茨波特，以及助理让-皮埃尔一起住在这幢望海的房子里。走在路上，霍克尼常常被邻居们拦住，询问他又有了什么新的绘画方法。iPhone只是霍克尼作画的新宠。在它之前，他还用传真机、影印机、宝丽来快照，甚至电子刨笔刀做过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水花》
叛逆的画家
1959年，当霍克尼进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时，抽象主义是绘画界的主导。但霍克尼可不管这些，他的画充满象征主义，通常色彩明艳大胆，且带着原始主义画派的感觉。此外，他公开意指同性爱情的画作也让他臭名远扬——当时在英国，同性恋行为不合法。
然后，霍克尼又大举进攻肖像画。他颠覆了英国传统肖像画的风格，为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情色意味。因而，他也一举成为上世纪60年代伦敦的文化标志人物。他代表了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可以颠覆任何东西。
1964年，霍克尼迁居好莱坞，只因为那里有充足的“阳光、海水和性”。他的这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伦敦艺术界，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头。一到好莱坞，他就把自己的深色头发染成金色，并大胆尝试波普风格。在那里，他创作了著名的“游泳池”系列画作，画面几乎被蓝色统治。之后，霍克尼的色彩运用越来越大胆，而风格却趋近于简朴的现实主义。1966年到1967年，他创作了《贝弗利山的家庭主妇》。这幅画高12英尺，画中，收藏家贝蒂·弗里曼穿着粉色长裙站在游泳池边。去年5月，这幅画以790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出，这也是霍克尼最贵的画作。
那之后，霍克尼不断尝试不同的绘画风格，毫不在意艺术界怎样评价他的作品。他花了数年的时间，设计舞台布景和演出服装，而这些在所谓正统的艺术家看来根本谈不上艺术，只是设计而已。
霍克尼对摄影也很着迷。上世纪70年代，他开始把宝丽来快照加入到创作中。他喜欢走进学校，在人群中拍摄多重视界的效果。之后，他又尝试过影印机、激光扫描和传真机。
“我起先想，‘啊，这是为聋哑人准备的电话。’”霍克尼谈到传真机创作，“然后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还可以用它来画画。”
霍克尼个性好奇，对什么都爱尝试。他还爱对人吹嘘自己很有常识。“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总是在床边备一双拖鞋。因为我听说，地震的时候，你弄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一脚踩到地板上的碎玻璃。我的车库门上有个手动开关。上一次遭遇大地震的时候，整个贝弗利山停了一天的电，没人能把车开出车库，除了我。”此外，他的车里也总备着应急补给：一瓶水和一包烟。
但霍克尼最令人惊讶的决定是在1999年，他停止创作长达2年，并发展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早在15世纪，照相机还没出现前，西方的画家利用镜子和透镜帮助作画。他在自己2001年出版的书中发表了理论，却只在读者中造成了“大师们靠欺骗的手段作画”的结论，而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大卫霍克尼
回归风景画
在英国，霍克尼被人们称为“英国活着的最出名的画家”，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艺术史上无足轻重的嘻哈之士而已。
“他的作品令人难以抗拒，就像人们难以严肃看待它们一样，”艺术批评家罗贝塔·史密斯说，“他掠过艺术的表面，从早先的大师身上随意借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也有很多人喜欢霍克尼的探索和创作。他的拥护者认为，他可以自由地从上世纪60年代穿梭到现在的艺术流派，“他叛逆的性格，以及他拒绝被人定义，让他在青年艺术家中非常受欢迎。” 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克里斯·艾尔斯说。
而霍克尼对英格兰风景画的回归也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因为风景画是过去的东西，但霍克尼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在他眼里，他对自然风景的兴趣来得很自然。他出生和成长在布拉德福德，那是一个烟雾重重的工业城市。他的父亲肯尼思是一个严格的禁烟主义者，但他的5个孩子个个都是大烟枪。肯尼思还是个奇怪的写信爱好者，给赫鲁晓夫、甘地以及埃及前总统纳赛尔都写过信。
小时候，霍克尼常和弟弟约翰在家门口转悠，希望有车的邻居能载他们一程到别的小镇，比如SPA小镇哈罗盖特去。香艳的SPA，以及霍克尼在那里创作的早期绘画，直到今天还在他身上留有痕迹。那时每到夏天，霍克尼就去海边的农场打工，“就是做些垒垒稻草的活儿。其余的时间里，我就骑着车到处兜风，”他说，“我爱上了那里的生活。”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霍克尼的兄弟姐妹开始往东部的海边搬迁。1989年，他为母亲和妹妹在海边买了一幢房子，自己也经常从洛杉矶飞回英国探望母亲。“我是家里唯一没有结婚的儿子，通常未婚的儿子会回家和母亲一起过圣诞节。”他说。
在旅途中，霍克尼开着车，发现自己对车窗外的风景有了新的认识。加州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缺少一种循环交替的感觉。但这一切，在故乡都能找到。回到洛杉矶，他开始依靠记忆画约克郡的风景。2005年，他搬回了英国居住。
布里德灵顿的生活安静，和好莱坞大不一样。但对现在的霍克尼来说，却再好不过。在过去的30年间，他一直在和家族遗传的失聪作斗争。他戴着电子助听器，可以和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可一旦置身嘈杂的人群，他就迷失了。
不过，失聪反而让霍克尼对空间的观察力更强，尤其是对光和影的效果把握更加敏感。“以前，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毕加索对音乐毫无兴趣，”他说，“他是个乐盲。但他却能极度准确地把握绘画中的明暗对照。他从图像里看到的音符比任何人能听见的都多。”
毕加索一直都是霍克尼的参照对象，这尤其反映在他的后期作品里，仿佛他年纪越大，反倒看得越清楚。“1973年，我去亚维农看过他的后期作品，”霍克尼回忆道，“我是和道格拉斯·库珀一起去的，他是个毕加索的专家。去之前，道格就告诉我，这些画不怎样。但我执意要去。看了一会儿，我对道格说，‘或许你不感兴趣，但这些画是关于老人的。’有幅画，一个老人，两腿扭曲地倒在地上，一个女人试图扶起他。只有最伟大的画家才会画出这样的主题：，比如伦勃朗和凡·高。安迪·沃霍尔是画不出这种画的。”
而霍克尼自己喜欢画树。他的画作通常很大，尤其是关于树的画，有一些长达40英尺。霍克尼把大画布裁剪成小而便携的画布，这样就可以自由携带到室外去。去年，他把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水边的大树》捐献给了泰特现代美术馆。而现在，他在布里德灵顿有一个1万平方英尺的工作室，里面灯火辉煌，可以让他画更大的画。“我在洛杉矶可没有这么大的工作室。”他兴奋地说。
“人们问我，”他说，“‘在布里德灵顿是不是挺无聊的？因为这里很闭塞。’我说：‘不，这里很不错。因为这里有我的工作室和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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