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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彦 浅论当下的“伪抽象”绘画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8-08-14 15:39:08 | 文章来源: 美术同盟

  其次,要考虑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方法论。所谓的方法,就是要求艺术家在进行创作实践时,所采用的绘画方式不仅要有一种独立的、系统的艺术理论作为支撑,而且要体现为一种独特的、个体化的艺术风格。而方法论则以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为依托,以创作的实践为存在的方式,以探索抽象绘画的新的可能性为目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艺术家创作方法要多么的特殊或具有极端性,而是说,这种方法的背后是否承载了艺术家明确的问题意识,或者是否在艺术史的范畴下对某些艺术和文化问题展开了思考。例如,孟禄丁最近的创作是通过机械来完成的。艺术家通过控制机器的运转,将颜料直接滴洒在画布上,他将这类作品取名为《元速》。尽管从形式上看,这批作品仍有一个视觉中心,有一个抽象的“圆”的形式,但这个“圆”并不具有符号学的意义,而只是一个视觉的假象,用批评家高名潞的话说,“孟禄丁的‘圆’只是一种过程表达而已,不具有表现意义的功能。这等于用符号消解了符号”。[4]就方法而言,孟禄丁的作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首先,孟禄丁用机械消解了艺术家的主体性。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谱系中,主体都是绝对的存在,而形式的生命力都是由主体所赋予的。但是,孟禄丁在消解这个主体性的同时一道也消解了绘画性,显然从一开始他就采用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其次,这是一种反形式的形式创造,艺术家将作品的意义寄予于过程之中。所以,就作品意义生效的过程来看,它更像是观念艺术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绘画。另一个在方法上有创新的是张羽创作的《指印》。对于艺术家而言,《指印》的意义并不由作品最后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反,重要的是创作过程,过程即意义,过程大于意义。同时,无数的指印体现的是艺术家创作中的一种身体性表达。因为指印本事就是一种艰辛的劳作,指与心、手与纸的互动不仅使得每一个印痕都具有无法复制的特征,而且印痕也能成为艺术家身体性表达的在场的证明。在年青一代的抽象艺术家中,像王光乐、雷虹、刘文涛等都十分重视创作方法的个体化表达。

 

  当然,谈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决不是将其简单降格为一种创作手段,也不是说艺术家必须要找到一种极端的创作方法才能从事创作,如果这样,我们就会将方法论庸俗化。相反,这里谈到的方法,是说它能承载艺术家对某类艺术问题和文化观念所作的思考,包括抽象艺术的本体语言,以及既定的各种审美观念等等。例如,波洛克的“滴洒”式绘画便是一种新的创造方法。因为波洛克不仅消解了传统绘画的视觉中心,而且解放了创作的主体性,将创作的行动赋予了意义。再如,在中国的艺术家中,杨诘昌的“黑色绘画”、丁乙的“十字架”、叶永青的“丁字形”笔触、朱小禾的“形式演绎”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要将抽象作品置入艺术家个人的创作脉络和艺术观念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量。实际上,方法论就涉及到一种个人性,因为抽象艺术存在的依据,就是各个艺术家通过独特的风格编码来捍卫自我的个体性。因此,方法和个人风格是密切维系在一起的。但是,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的呢?除了前面提到方法背后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外,我们还需要将这种方法放在艺术家个人的创作脉络和发展进程中进行考量。当然,强调个人的创作脉络并不是提倡一种线性的发展观,而是说,艺术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是否延续了他之前对某类艺术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就拿孟禄丁的作品来说,如果不把他的《元速》系列和他80年代中期的抽象表现风格的作品联系起来,我们就很难说他现在的“机械式”抽象是有意义的;同样,只有将张羽早期的意象表现风格,以及90年代在抽象水墨领域中所做的实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指印》所要表达的创作观念。因此,判断“伪抽象”的一个方法是,既要从微观上重视艺术家自身的创作脉络,又要将其发展轨迹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艺术史语境中。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辨别出哪些是“投机性”和“策略性”的抽象,哪些是具有实验性和前瞻性的抽象。

  在西方艺术界,“伪抽象”的问题将是一个伪命题,不值得进行讨论。在此讨论“伪抽象”,是因为在中国它们是以直接进入艺术市场为目的而生产的。作为一种艺术方式,抽象艺术核心的价值在于能捍卫个体的自由意识,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性,因此,如何涤除“伪抽象”,保持抽象艺术本应该具有的纯粹性,这也是一个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的话题。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仅仅将艺术创作当作个人爱好,或者作为个体“修身”、“陶冶情操”方式的人来说,他们创作的抽象艺术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2008年5月于中央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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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无名画会”的前卫性,批评家高名潞的观点是,“无名画会的理念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对政治时尚和物质时尚都拒斥的反媚俗现象。无名画会拒绝媚俗的信念和创作是他们对过去三十年中国本土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变迁的反应和抵抗。在‘文革’中,这类非政治的、‘纯艺术’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现象。所以,他们是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合逻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前卫艺术中的另类现象。”参见高名潞著《“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12页。

[2] 易英:《当代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收录高名潞主编《美学叙事与抽象》,四川出版集体 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3] 同上。

[4] 参见高名潞《纯化语言的‘公案’与孟禄丁的绘画》一文,《孟禄丁展览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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