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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觉得目前藏家群体对您的迷宫系列有多少认识?
岳敏君：不知道，我画这个题材的时间比较短，从2005年开始。我也不揣摩他们的感觉，只是凭自己的感受画。如果我要时刻考虑藏家怎么想，追求这些就虚无缥缈了，毕竟我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记者：那您的“笑脸”系列还能走多远?
岳敏君：“笑脸”肯定要继续画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作品中“笑脸”人物就是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可以在未来任何一个画面出现，只要你转换背景，内容就可以了。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背景也会转换。通常人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都处在两个背景下，一个是作品内人物的背景，另一个是观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背景。所以两个背景的结合下，有的时候一张作品根本就没有变过，比如200年前的画，为什么后来的人觉得它表现出和200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是因为观众的现实背景已经转换了，知识系统也转换了。因此追求“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而现在所谓的“变”其实是受商业思维的影响。商业最根本的是要求“变”。比如服装、手机、电视每一年要改换一下外观。但艺术不是商业，不能因为商业中的“审美疲劳”而频频改变。整个社会也不应该用“变”来判断艺术，否则就是商业企图。
记者：但是也有人认为您的“笑脸”系列已经令人“审美疲劳”。
岳敏君：中国人每个老百姓都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一旦知道权利在哪，就会随意批判任何东西。虽然有时不负责任。但是这样的批评两面性很强，需要批评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不需要的时候又随便乱说。
记者：您的《教皇》，《处决》等作品打破了个人世界拍卖成交纪录，这些带着暴力元素的作品是否体现着一些生活本质?
岳敏君：这样的作品来源我所受的教育，是过去的某些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东西。《处决》 实际严格意义上戈雅画过，马奈也根据戈雅作品画过，戈雅当时是描写政府如何处理一些对立面的人。后来毕加索也根据两人作品画过这样的系列。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局限在一种很具体的事件本身，有很强的对错立场。但是我的作品最关键的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手中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记者：我们刊物自春拍以来推出艺术家作品流拍榜，受到较大关注。您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更惧怕流拍?
岳敏君：只能说明拍卖市场存在问题。流拍会影响拍卖行，也影响送拍的人，以致影响到整个市场。而另一方面媒体为什么要出“流拍榜”，而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这说明社会真实的状况。人人口头都说钱不重要，但是每个人内心对价格高低很在乎。所以，每天报纸上都是和钱的数字相关的内容，比如电影的票房，书的销量。所有的东西哪还有真实评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习惯用数字衡量任何事物。相反，如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榜单出现，我想一定是作品的“痛苦指标榜”，“思想深度榜”等。所以经济社会影响我们判断很多东西。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是拍卖行的中流砥柱，他们会直接从您手里拿作品吗?
岳敏君：拍卖最开始的时候有向拍卖行送过作品，那时候完全还没有市场，有点像展览，展完以后就卖。后来我看拍卖行做古董、中国画的时候，价格变化令人生疑，就很担心，再也没有送过作品到拍卖行。有些拍卖行很不规范，可以人为控制所谓的价格，有一种欺骗感，稍微有点伦理道德的人就会受不了。不过今年5·12地震后，我们也给北京保利送过作品拍卖赈灾，但是意义和普通的拍卖不同。
记者：今年奥运前由于圣火在法国遭遇抢夺，卢昊、王广义等艺术家发起取消在法国展览的活动，您也声援参加，您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今年多吗?
岳敏君：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少。因为目前的社会存在一个问题，普通人没有一个合理方式参与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中去，政府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也没有渠道让公民参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参与什么或者怎么参与。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像此次撤展事件，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最后不像你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和纯洁。毕竟综合各方力量的显现，比如民族情绪、各种政治内涵混杂在一起就变得太复杂。而你当初想得可能很简单，像我们艺术创作的人，稍微复杂一点就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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