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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时代变了，生活变了，艺术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变化，题材如此，主题如此，语言风格、审美趋向也如此。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画界无不欣喜，但说到“笔墨当随时代”，却是优长不一，各有讲究。
蒋兆和《流民图》（局部）
人物画家是生正逢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始，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些中国画家跨出书斋画室，踏上战场，走上街头，在他们的笔下，不再是浓妆淡抹的仕女、浅唱低吟的隐士、万寿无疆的寿星，而是浴血抗击的战士、流浪他乡的饥民、贫病交加的妇女和儿童。悲惨世界的展示曾经让社会震惊。进入新社会，战斗英雄的英姿飒爽、劳动模范的纯厚朴实、特别是翻身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的欢天喜地，让人物画家不仅感受到了历史的巨大变迁，也获得了多年拼搏有所成就的自豪感，因此，他们对于新时代的认识、对于新气象的感知是水到渠成，没有太多困难。花鸟画家也是欣然命笔。他们既可以在艰难岁月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互勉自律，在民族危亡之时以奔马吼狮唤起民众，又可以在和平年代以吉祥的物事、热烈的色彩来表达良好的祝愿，做到与新中国的完整对接。山水画家却是有些犯难。自明清以降，山水画受宫廷口味的影响与御用画家的引导，崇古尚古，因循守旧，几无锐气，即至清末民初乱世，已是衰极难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自身生存的需要，还是社会对于艺术的要求，中国画的革新都得从山水画入手：一些画家深入工地，图画热火朝天的场面；一些画家调整视角，再识大自然之神妙；一些画家结伴行万里，以满腔热情写河山；一些画家立足乡土，启用新法，成就崭新气象……中国山水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异军突起，无论是岭南画派的再启、金陵画派的新兴，还是长安画派的崛起，京派海派学院派的各领风骚，就在于艺术家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潜心探索，锐意创新。艺术家们对于河山新貌的描绘达到了社会对于艺术的要求，也表达了其内心的深切感受，共振共鸣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了中国山水画艺术在那个十七年里向前推进的强大动力与不竭源泉。
如果说，艺术家思想的纯正与情感的炽热成就了“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画艺术的振拔，空前宽阔的艺术道路与自由的思想空间则导致了近三十年中国画创作的空前繁荣。人物画家重新审视人际关系，深入人生堂奥，在历史遭际与生活劫难中寻找与展现人性的光辉。历史人物的队列得到了充分的扩充，英雄伟人的平凡心境得到了应有的体认，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分田到户给农民带来的希冀、企业改革给工人带来的阵痛，1998年的洪灾、2008年的地震——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与众志成城体现的伟烈都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应有的展示，这几年，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因为艺术家的刻画而振聋发聩。花鸟画家进一步把齐白石笔下的蔬菜野果扩大到无名花草、原始森林，扩大到异国他乡、邻家花园。那些自古寄寓着伟岸情操与不屈精神的自然物象，到了今天，既孤苦独立、高标在上、威风凛凛，也与芳为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水画家虽然是又一次处在寻找出路的状态，但也在文革前十七年重大突破的基础上稳步前行，特别是向壁画、厅堂画等装饰艺术的延展中，山水画创作无疑挑了大梁。城市山水的提出虽然没有得到创作上的有力响应，课题的建立毕竟给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而从精神层面展开的“新文人画”与“实验水墨”，不仅让艺术家的视角以扇形展开，更让创作者与欣赏者伸向传统的触角越来越广、越来越长，从而也从不同的方面，让当代中国画艺术在面对外来艺术的强大冲击中强化了反挫力，强化了生命力。曾几何时，“中国画已经步入穷途末路”之说以及创作上的荒不择路真的是令人心忧，真的是让人气馁。人们在感慨缺乏力作、缺乏大师的同时，也真真切切地看到：中国画在材料、语言、程式、风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范畴、方式、境界等方面得到了丰富，人民大众不同层面的审美需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
回望六十年中国画艺术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告诉未来，中国画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有着充沛的活力，有着畅达的出路，可谓：源足气盛水流长。（剑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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