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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兰（国画） 郭葵
文/钱晓鸣
画如其人，郭葵的画有那么一股子执着劲儿，心气儿高，钻得深，画得尽力。她主攻的是工笔花鸟，画面变化微妙深入且丰富。常常让人纳闷，一个清纯秀美的女画家怎么喜欢深入充满着未知神秘的热带丛林，在绿野环抱中寻觅一片片单调的叶片生命纹路，在繁复密实的丛林中，撷取单纯的对象做“极致”开发。这种隐显繁简的强烈映衬正是郭葵式的个性所在，追求于无声处发浩歌。
人们在看到徐志摩的诗时，曾用“浓得化不开”来形容，既说他诗意的纯真，感情的热烈，也说他诗句的唯美，格调的优雅。郭葵的画正给人这样的感觉，纯真是她的本性。她的父母记得：在1971年“五一”节，各单位的文工团在街头广场上演节目庆祝，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广场上演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当表演到玉荣为救集体的小羊羔，在暴风雪中把靴子跑丢了，冻得走不了路时，时年不到3岁的小郭葵竟然立刻脱下自己的凉鞋，拎着跑进场内给玉荣穿，全场为她热烈鼓掌。也就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品行，使她的画有了一种最为朴实的真善之美。
她的唯美和格调，既有自身的追求，也有书画世家的“定格”，这种“定格”使她审美、作画的起点不俗，却也对她个性的自由发挥造成了“承重”的压力，以至于在创作过程中对形和图式的把握几乎成为理性的设计，感性的空间、率意的创作自由受到了挤压。郭葵的画后面有两位名家父母“很严厉”的眼睛，她是在敏锐地感受、领悟、叛逆和回归的眼神中创作、成长的。把传统程式和笔墨的高度与创作者心灵的感受和激情相统一，这是中国画艺术的基本命题，年轻的郭葵早早地面对这样的命题，孰喜？孰悲？因为追求笔墨的高度，性灵的纯真只能仰视，久而久之使创作主体陷入困顿；而随性的发挥，或因功力不足以支撑起审美理想的表达，又难过眼前关。在性情与功力之间，郭葵说：“画画时经常在不断地试验、比较一个个不同的造型，一种种不同的色彩，在一张张画上，每一个阶段都承载着太多的想法和要求。这过程有时挺挣扎，需要不断地摸索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作途径，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和体悟，去体会一些东西。”这无疑是郭葵唯美的自白，成长的烦恼。
在这些“浓得化不开”的画面中，郭葵在有限的空间中努力做大、做深。在她的绘画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被有意整体组织过的野花、小草和叶子，她喜欢俯身去发现那些易被忽略的小生命，有意把这些可爱的小生灵做整体化处理，表现那平淡生命中蕴含的力量和气势。在郭葵的水仙系列中，她选取水仙不同的生长阶段，细腻地观察和体悟，不仅描绘其形态和色彩的变化，更表达了对内在生命变化的感受。从生活中来，在传统的基础上，找寻自己的审美角度，转化为能经得起推敲的有现代形式美感的画面，这是她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也是成长环境的使然。郭葵画画是不逐利的，在父母的关爱下她无疑是有了潜心画画的条件，这也使得绘画对她来讲是件既轻松又艰难的事。
她的创作、写生很大部分是版纳风光和雨林即景。各式各样的小草野花，在她的笔下扎实生动而秩序井然，她的白描写生稿显得得心应手，写生是她在绘画中最享受的时刻，舒展跳达，双勾线条流畅、生动，结构准确，穿插自如，深得母亲邵昌弟先生真传。她的创作又能在工笔的严谨中追求朦胧的诗意，注重在丰富、沉着的色彩中表现层次的微妙变化，跳出了一般工笔画的简单套路。她在色彩上的偏好和深研，显然是受到父亲郭怡孮先生的影响。
在中国漫长丰富的文明史中，家族文化是与整体文化同构的。家族文化既有具体的礼仪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家族精神素质和审美倾向。山东潍坊郭家正是这样典型的文化家族，其温柔敦厚的文化精神和诗书传家的风尚，源远流长。研究郭葵的画也让我们思考家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现代影响，以及家族文化在时代背景下如何继承发展。
当年祖父郭味蕖先生是从牛棚回来正巧迎接小孙女郭葵的降生的，郭葵的出生给了老人新生命的希望，这希望已深深记入历史的年轮。被寄予厚望的郭葵一直在努力画画，我们期待着已为人母的郭葵把郭家的希望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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