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北京城中心出发，驶过车水马龙的城区，驶过高速路两边新栽的绿化林，驶过村口“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横幅，开上一条乡村土路，尽头左拐，就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的工作室。
落座之后，他问记者：“这次大提速结束了吗？”刚刚从韩国飞回北京的隋建国，还没弄明白第六次火车大提速才刚刚开始。
他的影像作品“大提速”也仍然在北京阿拉里奥画廊展出，门厅内的巨大风扇仍在以每分钟３０００转的速度旋转着。
隋建国这个风扇装置和１２段同步播放的录像，将周长９公里的“环铁”复制到这个艺术空间。
“环铁”的全称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环行铁道试验基地”位于北京的东北部，１９５８年建成，目前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铁道综合试验基地。六次火车大提速，无不在此进行试验。
“列车速度不断提高，是为了什么呢？”隋建国问 图片由隋建国提供
提速，政府比艺术家急
“环铁”附近有不少铁路系统的仓储空间可供出租。２００６年，隋建国的一些学生把工作室租到那里，说那里离７９８艺术区近，租金却便宜很多，大概六七毛一平米。
不久之后，隋建国听到学生抱怨：“老跑火车，吵死了。”隋建国去学生的工作室里看，果然每隔几分钟就来一趟火车。工作室的围墙离铁轨才１米左右距离，巨大的噪音让他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中断一次谈话。
看垃圾场的老人告诉隋建国：“１９９７年就开始跑火车了，隔一段时间就要跑一跑。”正是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的年份。
隋建国突然感到一种讽刺：“艺术家觉得自己很前卫，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其实政府比他们要着急得多，比他们快得多。你看十年来火车有六次大提速，就知道政府的关注程度。”
“他们”其实包括隋建国自己，他小时候经历过“大跃进”、“超英赶美”；“文革”的时候做工人，工厂里经常喊的都是“战高温”、“创高产”、“大干５０天创出新成绩”之类的口号；改革开放以后，大家仍是希望“时代的步伐”或者“时代的列车”越快越好。
“这个速度不断提高下去，最后是为了什么呢？”隋建国说。
隋建国没有得出答案，他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在“环铁”基本平均地选了１２个点，找学生和助手架上１２台摄像机，同时开机半小时（一盘录像带最长可录时间），将这１２段不经任何剪辑的录像在画廊空间里用１２块大屏幕同步播放。
１２个点有艺术家工作室，有村头、路口，有油菜花地、鱼塘、垃圾场，也有现代化的立交桥。立交桥附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几辆拉砖的马车从这栋占地６５亩的后现代风格建筑前缓缓走过的。即使在最热闹的黑桥村路口，一次出现在镜头里的人物也不超过１０个人。
黑桥村人已经随着火车建立起一种节奏感。治安员把守着村口的护栏。他们知道火车每隔４．５分钟来一次，每次通过需要１０－２０秒，他们每次提前１．５分钟放下护栏。
黑桥村几年前的人口只有两千左右，如今却已上万。原住的村民都不种地了，盖房子租出去。田地租给江苏、安徽来的农民种油菜。环铁内的水塘改成鱼塘，很多人花钱来钓鱼。铁路仓库则是租给了物流公司和艺术家。
“我的精神记忆是２４岁之前”
隋建国并不是第一个被“提速”这个词刺得一激灵的艺术家。去年１１月，就在环铁一线艺术区，一个叫作“秘密提速”的展览成为聚居在环铁艺术家们第一次集体亮相。
策展辞斗志昂扬“随着中国铁道系统的全面秘密大提速，中国当代艺术也进入了一个２１世纪的‘艺术大跃进’年代！”
隋建国不在其中，但与这些艺术家一样，他也难掩对中国当代艺术大提速的兴奋。
“记得１９９１年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那时候我在中央美院当老师，工资大概不到１００块钱一个月。日本人问我工资多少钱，我就实说。翻译却给我翻成了２０００，说钱少太丢人了。”
隋建国没想到自己１９９５年就买了自己的公寓房，１９９７年，他买了一辆桑塔纳。现在，桑塔纳换成了本田，或租或买的房子也不止一处，”
隋建国住处一堵约有四米高的青灰砖墙围住了四五千平米。这里其实住了５户人家，隋建国租下约有１０００平米，他的邻居有“一个设计师，一个作家——阿城，一个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还有一个企业家。”
“发展真是快。”隋建国感慨说，“虽然物质上已经适应了，但是心理上其实没有适应。到现在，我在北京已经都２１年了，我做梦基本上没有梦到过北京，一般是梦到我的老家青岛，我在工厂里从１６岁到２４岁工作了八年。我有时候醒来就想，其实我的精神记忆，大概就是２４岁之前。”
隋建国记得自己第一次卖作品时。那是１９９２年，他的第一次个展之后，皮尔·卡丹的中国代理宋怀桂找来要买作品。隋建国犹豫了很久，也不懂开价，就让宋怀桂自己看着给，最后以一两千美金一件的价格成交。“那时候我全家大概还剩不到２０００块钱。”
他的作品卖得最好的是１９９６年开始创作的《衣钵》——或者具像地称为“中山装”。这个乍一看只是将中山装同比放大的雕塑，经过阐释，成为百年来中国革命者追求中西结合的理想主义的写照，变得意味深长。“卖的特别好，因为摆在家里好看。”
虽然并不是目前作品卖得最火的当代艺术家，隋建国还是在２００６年花了半年时间去思考：“为什么作品那么好卖？是不是应该继续卖下去？”他说，“我觉得好像这不是自己的初衷。”
《睡觉的毛主席》本报资料图片
毛主席也会吃饭睡觉
隋建国通过制作放大“中山装”的《衣钵》，将中山装穿到西方著名雕塑身上的《衣纹研究》，将写着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玩具恐龙放大成玻璃钢制品的《恐龙》，已经将所谓的“现实主义”研究得差不多。２００２年，他开始思考新的主题：对他影响至深的毛泽东。
“在我少年时的心中，毛主席比神还要神，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今天的人要对自己负责，首先要把毛主席当作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人会吃饭、会睡觉，但是你从来不会看到毛主席睡觉、上厕所。他被神化了，但是这个神也被用来对中国所有的好事和坏事负责，这不公平。我创作的毛主席，其实就是想把他还原为一个人，我的生活不再让他负责任，我自己负责。”隋建国说。
他决定做一个睡觉的毛主席。可是他不愿意自己做，因为他要与现实主义保持距离。于是他请了陕西泥塑家王文海制作毛主席睡像。２００４年，这个作品以《睡觉的毛主席》名字展出，作者署的是“隋建国、王文海”。
隋建国认为通过这个作品，让他找到一个方法摆正毛主席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隋建国还是喜欢做大体量、纪念碑状的作品，喜欢模仿毛主席的挥手动作去拍照，说话常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我觉得我虽然是想从毛主席的阴影里摆脱出来，但是其实毛主席已经给我定了型。”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起怎么看待中国艺术家在国外打“中国招牌”，隋建国说：“海湾战争后，中国年轻军事理论家创造出一种理论叫作‘超限战’，意思是说，在各种条件比如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无法和西方抗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打一场不择手段的战争，否则只有失败。这个世界是由强者来制定规则的，弱者若按强者的规则来行事，下场只有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进入国际角色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不要按照西方已经形成的艺术的基本规则行事。”他还引用法国策展人马尔丹的话说：“艺术本来就是建立在抄袭、借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包括打品牌等手段。”
这里的“抄袭、借用”该如何理解？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系主任的隋建国说：“如果有人拿玩具恐龙再去做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也不是抄袭，因为这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是把一个玩具放大，有人去用它来做别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甚至‘中山装’有人去做，换一个方法去做去卖，我也觉得很正常，艺术我觉得不是专利。”
比起这个问题，隋建国更多在思考的是：５０岁过后，时间的沙漏将如何流逝。他想追求永恒、不朽的“不健康心态”仍然健在：在他的工作间里，一根巨大的骨头横亘在中间，这是他正在制作的将一具尸骨同比放大１０倍的一部分。
角落里，一个蓝色的小球闪着幽光，从去年１２月２５日开始，隋建国每天都把这个小球在蓝色油漆里蘸一次，球直径每星期大约增加４毫米。他说这将是他制作时间最长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