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梦溪笔谈》卷十七)。900多年前，郭熙《林泉高致》诞生的时代，沈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正在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刻认识山水画背后的中国哲学精神，重新审视当代人与山水画的审美距离及其成因，进而思考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不仅仅是重要而迫切的时代命题，也会给当代山水画家的山水画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以形媚道——山水画的文化渊源与哲学基础
“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作为“中国画特质的决定和理性的起点”(陈传席《中国山绘画史》)，宗炳的《画山水序》提出山水画创作过程是画家“畅神”的过程，更是画家“以形媚道”的过程。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韩拙《山水纯全集》中认为：“默契造化，与道同机。”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高僧传》)。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一文中将人生的四种境界概括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论述天地境界时，先生指出：“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超越了理智，自然不能缺少审美体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进入席勒所说的“审美境界”。而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实际上正是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并且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和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中国艺术精神》)。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所以，宗炳透过山水画“卧游畅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太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山水文化和山水画与中国哲学、诗歌、书法、建筑、甚至音乐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曲高和寡——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
中国的山水画是哲学的产物，是中国哲学派生出的心灵的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规范、成熟的认知体系，并被整个民族所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国人血脉之中。然而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以来，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正在加深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事实。人文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读不懂中国画;掌握整个社会文化话语权的传媒考虑更多的是收视率和迎合大众口味，更是仅仅停留在“形、色”的表面，即黄宾虹先生所说的“外修”上;“有闲阶级”也把摆挂中国画当作附庸风雅的方式，更不用说普通大众了。山水画，在教育高度普及的今天，反而变得更加曲高和寡。
这一问题的产生自然有其历史原因，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追随到“五四运动”，追溯到美术发展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历史事件，其根源均可归结为传统精神的流失。但在认真思考了山水画背后的中国哲学精神之后，我们可以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来自于在书法和古典文学方面实践与熏染的缺失，来自于对自然山水真正亲近感和审美能力的退化，来自于对传统文化中“志于道”人格追求的冷漠。
可以说，不懂书法，不懂中国古典文学，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绘画的笔墨韵味和精神境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在古代，只要是读书人，他们对书法，对古典文学就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和浸染，这恰恰是体悟山水画的基础。而无论是书法还是古典文学，当代中国大部分山水画家在这两方面的修养都是缺失的，更不用说普通大众，这是当代人与山水画产生审美隔膜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这也再次提醒当代的山水画家，山水画创作绝对不能忽视对书法和古典文学的学习，对于山水画欣赏者而言，书法和文学也应该成为必修课。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更是指出：“大抵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阔心志，为益不少。”今天，与旅游热相应的依然是人们对山水的热衷，然而 “观山亦如读书，随其见趣之高下。”有多少人在登山临水的过程中还能够“触发道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在《人间世》)可以说，不能体悟庄子的思想，就很难进入山水画的境界。按照庄子的观点，不能以“听之以气”的虚静之心作审美观照，就不能欣赏“天籁”大美。实际上，如文章开头引用的沈括之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不能“听之以气”自然也就不能与自然山水完全合一，也就不能明白和感悟山水画的“奥理冥造”，于是只能更多的“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最终也就扩大了与山水画的隔膜。
“夫美不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在山水画的欣赏和创作上，审美层次的差异是不可回避的。正如潘天寿所言：“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论画残稿》)。而这最终又追溯到了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体认。程大利先生说，“中国山水画是一种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融合在一起的人格文化”，“自古以来的大师不思考什么成功”。我将此理解为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格水平和人生境界上。而当代的问题是，更多的人，包括画家本人，更多的是去追求所谓的“成功”，这无疑背离了中国山水画的根本精神。
所以，如何减少和消除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让山水画走进更多人的心灵和生活，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它关乎中国哲学美学精神的真正传承，关乎中国人审美心理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而这样的审视，对当代的山水画家也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也关乎当代山水画的创作与发展。
任重道远——当代山水画家应有的文化使命感
审视了当代人与山水画的隔膜之后，我们愈发深深感到当代的山水画家必须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事实上，当代人与山水画隔膜加深的同时内心依然对读懂山水画充满着强烈的渴望。“成教化，助人伦”，儒家传统的艺术观正彰显出特殊的时代意义。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而对画家而言，作品永远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当代的山水画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这才是山水画和山水画家在今天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而缺少这样的反思、体悟和承担意识，山水画的创作格调恐怕很难真正得以提升。
山水画家除了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人格精神“成教化，助人伦”以外，还应客观认识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山水文化的衰微，特别是“西学东渐”后所产生的人文分化使中国传统文化愈显尴尬，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客观上讲，阐述学的障碍及当代人人文基础的缺失，使人们很难从本体上体认中国山水画。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上下求索——当代山水画家应有的修养和艺术追求
那么，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具备怎样的修养和艺术追求?时代呼唤和需要怎样的山水画艺术?画家如何进行自己的艺术探索并且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这是很多具有反思意识的画家和学者所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历程，就是“以心求道”、“以艺合道”的过程。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和坚守，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忘我地在艺术和人生的道路上“上下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中国的山水画家才可以“代山川立言”，“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石涛语)。所以，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具有清醒的文化意识和自觉反思能力。传统是当代山水画发展的“源头活水”，只有立足于传统，真正“融入当代”才会成为可能。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是与西方绘画迥然不同的绘画体系，二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中国画的哲学性和精神性，这已经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真正悟道的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自如之境，是“物我两忘”的“逍遥游”，是明心见性后的自然与空灵……我想，倘若能够达到和进入这样的境界，便永远不会缺少艺术创新的灵感，这原本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心灵和创作状态。
其次，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体认相对应，中国传统的笔墨精神不能丢掉，书法功力不可或缺。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很多讨论，甚至是争论。可以肯定的是，笔墨不仅仅是技术，是中国符号，更与中国艺术的本质精神相通融。笔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无限广阔和自由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气”，体味到“韵”，从而使得整个画面混沦灵动，透露出强烈的音乐性，传达出象外之意，韵外之味。从点到线，从细微之处到浑然整体，山水画要呈现俊逸超拔的气韵生动，必须要藉笔墨之功。
最后，当代的山水画家要有一种“养吾浩然之气”的精神自觉。诚如陈传席先生所言：“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的是汉唐的豪气、猛气、大气、厚气、健气，需要阳刚的正气。”在黄宾虹看来，深刻的认识和远大的抱负(“志于道”)，正确的方法和执着的追求(“居于德”)，端正的动机和良好的心态(“依于仁”)是大家之“气”的前提，有了这种“大家之气”，山水画创作上方能不落俗套。
归之，当代山水画家不仅要有画人的功力，文人的情怀，还要有士夫的使命。如此，方能由画体道，由画证道，由画弘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