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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左）与刘海粟（右）
文/万君超
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徐悲鸿（1895—1953）与刘海粟（1896—1994）两人之间的恩怨情恨，堪称一桩“历史谜案”。我在此不就徐、刘两人的艺术成就来作评判和排次，因为这也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在此想简略地介绍一下徐、刘两人“交恶”的若干关键问题或相关事件的始末。此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极多，本文只选择其中几个主要问题：徐悲鸿究竟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徐悲鸿为什么会与刘海粟“交恶”？刘海粟是不是“汉奸”？应该基本可以厘清历史真相了。
1912年11月23日，刘海粟、乌始光等人在上海乍浦路8号租一座西式楼房里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在1913年2月的上海《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第一期共招收12名正科学生。徐悲鸿是第二期招进的预科学生，而刘海粟其实并不教授预科学生。但徐悲鸿在此仅仅学习了两个月，发现学校教学情况与自己原来预想的大相径庭，颇有上当受骗之感，就“不辞而别”回宜兴老家去了。所以从实际的情况而言，刘海粟并没有真正教过徐悲鸿学习绘画。刘海粟有“校长”之名，而无老师之实。也就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刘、徐两人并无师生关系。
1935年10月，刘海粟在上海举办“欧游作品展览会”。作家曾今可（1901—1971）在《新时代》月刊上发表了《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其中有一句话说：“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激怒了徐悲鸿，他在11月3日在《申报》上发表了《徐悲鸿启事》一文进行回击。徐在文章里就明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是“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徐悲鸿在文章里还用了“流氓”、“吹牛”、“营业欺诈”、“学术界蟊贼败类”等字眼直指刘海粟本人。刘海粟看后也大怒，立即予以反击，仅隔一天就在《申报》上也发表了《刘海粟启事》一文，竭力表白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观念，否认曾氏的文章是出于他的授意。徐悲鸿在4天后再写文章进行反击，说话更不客气，其中有一段话对刘海粟的人品和绘画表示了不屑：“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两人多年的恩怨已经公开化了。此次两人的“笔墨论战”却以刘海粟的偃旗息鼓而暂时告终。其实徐悲鸿在“论战”中，以及后来写的文章或给朋友的信件里直指刘海粟的“软肋”，就是刘的“人品”问题。“亲有道”三字是有所深指的，并非无足轻重，所以徐悲鸿略占了上风。令徐悲鸿不能容忍的是，如果说自己曾经在“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过也就算了，但刘海粟一定要宣称是自己的老师，并以此津津乐道，就似乎有点“无耻”了。从此之后，徐、刘两人在国内外的艺术场合里都开展了“明争暗战”，至死亦不相往来。
1939年底，汪精卫在日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汪伪内阁中的高官、也是刘海粟的好友褚民谊，力邀刘海粟担任汪伪政府的教育部长。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对投敌的汪伪官员实行暗杀策略，所以刘海粟不敢答应，就远走南洋，在雅加达举办“中国现代名画家筹赈展览会”，后所得赈款15万盾，叫当地的华侨总会管理，直接寄到了贵州红十字会转交给前线的抗日将士。当年郁达夫在新加坡知道之后，也力邀刘海粟到新加坡来举办筹赈画展。1940年12月21日，刘海粟到达新加坡。不到一月左右上海沦陷，海外华人闻之激发了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郁达夫曾为刘海粟的筹赈义举写了许多文章和诗歌。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也被日军占领，刘海粟也因此滞留在新加坡。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海粟竟是乘日军飞机回到上海的。后来有关刘海粟的这段历史中，大都说刘是被日军押上飞机遣送回上海的，刘海粟后来也“口述回忆”说：“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飞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这种事情你不能解释的，越解释越不清楚。但是内心痛苦极了。”然而，当初流落在南洋的文化人士非常多，为什么日军单单会派军用飞机送刘海粟回上海？
更令人不解的是，刘海粟于1943年11月在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是汪伪政府的司法部长张一鹏，许多日本军官、商界要员和汪伪政府高官都前来参观画展。当时的《申报》在报道中说：“刘海粟亲自招待，巡回观摩，风趣横生。”报纸还刊登了刘海粟与“盟邦”友人握手言欢的照片。后来，刘海粟对此有过辩解：“当初，他们许多人批评我办画展不应该请日本人到场，我的想法同他们不一样。你日本人再骄傲，地位再高，什么华东陆军总司令，大佐还是什么佐，你还是要来给我捧场，恭维我，出钱把我的画买回去供在你的大厅里。这不是耻辱，这是自信。”真的不敢想象，被日军残暴杀害的郁达夫先生如果在九泉之下，听了他生前好友的这番“豪言壮语”不知会有何感想！《新华日报》在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中，刊有《文化汉奸名录》，第一名文化汉奸是周作人，第六名文化汉奸就是刘海粟。另外还有陈彬龢、林微音、张资平、陶亢德、柳雨生、章克标和汪馥泉等人。
1949年以后，刘海粟由于此段历史“污点”，逐渐被新中国政府予以“闲置”和“边缘化”，与徐悲鸿备受尊崇的政治和艺术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1953年徐悲鸿知道刘海粟将出任“华东艺专”校长，在5月和8月，就先后写了两封信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表示抗议和反对。在8月份的一封信中写道：“周扬部长：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参加过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如果不是徐悲鸿突然病逝的话，那刘海粟此生则几无在政治上“咸鱼翻身”的可能。
刘海粟在生前多次的“口述历史”和“回忆”中，还有许多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信口开河”或者随意虚构。比如他究竟是不是康有为的弟子？他究竟有没有营救过陈独秀？江青（蓝苹）有没有曾做过他的“模特儿”？潘玉良究竟是不是刘海粟“上海美专”的学生？傅雷为什么会与刘海粟“交恶”和“绝交”？蔡元培和周恩来究竟有没有帮他调解与徐悲鸿之间的“恩怨”？等等。许多事件真相或在时间上，均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匪夷所思。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可能有利可图。更有些他的学生、崇拜者、作家和学者，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或利益，偏听偏信，并为之粉饰传扬，几成“信史”。
历史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虽然有时真相会被人为地进行掩饰和篡改，但是任何人只要曾经在历史的长河里跋涉过，就必会留下难以泯灭的痕迹。任何对之掩饰、夸大或篡改的企图，虽能得逞于一时，但妄想以此改变历史的真相却是徒劳的，反而还会留下被后人嗤笑的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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