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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是我国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大家和著名书画家、诗人徐邦达先生百岁华诞，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以一阕《千秋岁》特别向徐邦达先生祝寿——
“声名播早，海上先知晓。米氏韵，苏公调。丹青山水远，赏鉴地天小。多少事，期颐回首堪谈笑。
只眼看玄妙，健笔解深奥。十六卷，传精要。宫城尤壮伟，桃李欣繁茂。无量寿，风华不老星辉耀。”
中国艺术的“国宝”
“徐邦达先生是当今艺术史上唯一健在的历经百年沧桑的学术泰斗，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书画鉴定大家和著名诗人、书画家，是中国艺术史界‘鉴定学派’的一代宗师。”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国宝”，“徐邦达既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将文献考据与图像解说有机结合起来。他系统地建立了古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将原先只可意会的感性认识发展成为可以传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据郑欣淼介绍，故宫博物院正在陆续出版的16卷、600万字的《徐邦达集》，就是其古书画研究的辉煌成果。
《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据介绍，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徐邦达在80余年里，已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全部经过他的鉴定，全国但凡有中国书画的文博单位就有徐邦达先生的足迹。
据郑欣淼介绍，1950年，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这个时期，徐邦达在北海团城参与征集、鉴定历代书画，使3000多件历代书画精品得到了有效地保护，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以上的县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就这样，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
“文革”期间，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初稿。“文革”结束后，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
“1983年，受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到各地文博单位进行历代书画甄别工作，徐邦达先生为该组重要成员，不仅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还培养了一批古书画鉴定接班人。”郑欣淼称，此后，无论是两岸学术交流，还是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徐邦达先生都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景仰。
拒绝为汪精卫作画庆寿
历经百年风雨的徐邦达先生，花白的头发，起皱的皮肤，脸上散布着几块老人斑，看起来与普通老者无异。然而即便是因为呼吸系统手术，失去了言语和行动自由的他，眼神中依然透出睿智。用一同来到故宫的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话说，就是“返老还童”。
细数徐邦达先生的轶事，不少故事为人津津乐道。“徐邦达先生的不寻常之处，还表现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他都能作出坚定正确的选择。”据郑欣淼介绍，1941年，徐邦达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了个人画展，声誉日隆。1942年的时候，正值汪精卫60大寿，希望徐邦达先生为其作画庆贺，被徐邦达先生严词拒绝，体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1949年初，徐邦达先生不为西方物质生活所惑，期待新中国的到来，上海一解放，他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邦达夫人滕芳女士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
看穿乾隆御批假画
在中国书画鉴定界，徐邦达被尊称为“国眼”。许多由他过目而走出历史尘埃的古书画珍品，就如他人生路途上欣赏到的奇花异草。上个世纪30年代，徐邦达就发现了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脍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是由6张纸连成的画卷。清顺治年间，此卷藏于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后来吴病入膏肓时，因为非常珍爱此卷，就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用来殉葬，吴的一个侄子不忍心将此名物化为灰烬，于是在烧画的时候趁吴不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别的画卷扔了进去，把这幅给抢了出来，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还是被烧损了。
后来，有收藏家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作《剩山图》。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两部分，身首各异。
乾隆年间，《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可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20世纪30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现在，《剩山图》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雅号“徐半尺”
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徐半尺”的故事。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一语定音。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徐半尺”的雅号因而得名。
据徐邦达先生的得意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介绍，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
然而这样的鉴定眼力和功夫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回忆，60年代前期，自己常常到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查阅资料，而每次前往都会见到徐邦达先生也在那里，徐邦达先生说看到一些书画上面的作者和纪年，一定得亲自在善本库中查个实在。徐邦达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
郑欣淼认为，徐邦达先生对数百件早期书画进行的鉴定考辨，对明清文人画鉴定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在书画鉴定界确立了坦诚求实和科学严谨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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