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11月23日,“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其中来自日本的展品有47幅,汇集了流传日本的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如今再度渡海归来,与上博、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的20幅藏品共聚一堂。
正在上博展出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因珍品众多,所以分两次轮换展出,希望欣赏到全部珍品的观众,至少要去看两次。展览海报上出现的那幅著名的《李白行吟图》,就包含在10 月26 日后展出的这批作品里。
中国古代绘画流向日本的大潮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12-14 世纪,即南宋、元时期,多由来往中日间的商旅僧人带回。这些画作大多是根据日本人的喜好而选择的,并不是中国收藏中的主流风格。第二次则是在20 世纪初,由活跃于京都的学者、画商有意识地大量搜购。其中第一波大潮对日本绘画的影响尤其重要,可以说,日本人的水墨画直接从南宋绘画中寻得灵感,极大地推动了纤细空灵的“日本趣味”的形成。14 世纪中,室町幕府将军足利家族极为喜爱中国的艺术品,他收集的作品大多是南宋画作,其中包含梁楷、牧溪、马远、夏圭、玉涧等名家。被尊为日本“画圣”的画僧雪舟,就直接师法马远、夏圭,其破墨山水也有梁楷的清晰印记。南宋诸家对日本画坛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次展览中,我们也可以有幸一睹上述画家的手迹。而因为杭州院画代表人物马远、夏圭的绘画风格在日本备受欢迎,连带马夏的追随者像孙君泽、马麟的画在日本也颇有市场。此次能看到孙君泽的《雪景山水图轴》,他的画在国内很少见,而有5 幅署名孙的作品藏在日本。马麟为马远之子,画面比较细致典雅,只是略少了马远的刚劲气魄。
有幅传为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画幅中间只画有一叶扁舟,舟上一位闲适的垂钓者,以及几条淡淡水波,其余均为留白。美国学者高居翰就认为,它很可能是从一幅大型挂轴上切割下来的,绢本有严重横向裂纹。曾有多幅手卷被日本人裁切做成独立挂轴,这和日本人的观赏习惯有关。中国古代是把长卷和册页放在几案上,站在案边或坐在椅上观摩;日本则习惯把立轴挂在墙上,盘腿打坐禅观。比如此次展览的另一幅画——玉涧的《洞庭秋月图》,就是把《潇湘八景图卷》分段裁切重新装裱而成。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建筑高挑宽敞,适合悬挂大型挂轴,而日本房屋相对低矮,所以藏品多是小幅写意。细心者也许会发现,日本藏品的装裱方式和中国藏品有较大差异,日本所用的隔水绫花团锦簇很富丽,绫子花纹比画心还要抢眼;中国所用绫子比较素雅,花纹多是同色暗纹。
来自日本的这批藏品,原本分散收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等7 处,其中几件早已定为日本国宝,出境展出十分困难,所以多数都是离乡后首次返回故国展览。例如,传为王维所作的《伏生授经图》、李成的《读碑窠石图》、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都是中国绘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次梁楷也有多幅作品在展,如《出山释迦图轴》、《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等,全面反映了他精于“工细画”,也擅长“减笔画”的高超才能,不愧是南宋画院的天才画家。
宗教性绘画也是本次展览中的一大亮点。一类是《二祖调心图》、《寒山拾得图》这样的禅宗画,一类是浙江职业画师创作的精美佛教画,如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还有多件神道画。在宋代,士大夫间流行文字禅,此时出现了一部禅宗重要典籍《五灯会元》,记录历代禅师妙语悟道,或许这就是禅宗画兴盛的原因。禅宗画笔法狂逸,意趣空灵,但一直被文人画家所忽视,不在主流收藏之列。《布袋图轴》绘一个和尚半身像,头部身体圆硕,笑容可掬,用极少的笔墨绘就,十分生动。日本收藏了众多这类绘画,在中国反而很罕见。有的寺院一直保存着早年赴中国留学的禅僧所带回的禅宗宗师画:在弟子修业离开寺院时,送给他们作为纪念,部分画上有宗师亲笔题字。这与此时中国禅宗把禅师画像作为传道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关。牧溪、颜辉、因陀罗,均为禅画界的有名人物,他们的传世画作就大部分保存在日本。
同时期,宁波一带有众多工坊,专门生产民间使用的佛教画。这些画描绘细致,色彩精研,一般以特定粉本为底稿,由不同画工制作而成,题材多是《十王图》、《罗汉图》等,被称为“宁波佛画”。
若肯细心观看画面的题跋和印章,有心人就会发现,有一些展品是在清末的国宝外流大潮中流传到日本的。如郑思肖的唯一传世作品《墨兰图》,即为清宫旧藏,画上钤有乾隆的鉴藏印鉴。这幅画就是被溥仪老师陈宝琛的外甥因为急用钱而倒手卖掉。郑思肖是南宋遗民,因而画兰花不画根,喻国土被元人占领,开创了后世元明文人画画无根兰的风气。可谁又会想到,这幅深怀故土的画,最终却永远流落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