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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生，1957年生于镇江。从事现代艺术创作，学术专业为汉代美术研究。德国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教授。记者 王嘉宁
摄
曾经愚公移山，现在老朱漆山。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朱青生就是这位漆山的老朱。老朱更为人熟知的名片是艺术教育工作者、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而近日他却以艺术家身份出场，在798红石广场第零空间展出了一场“漆山文献展——朱青生22年漆山档案”展。
朱青生是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1988年意识到这一现代艺术运动的弊病时，以自己的实践希望开拓中国艺术之路。而学者身份的他更是希望能为中国当代艺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术评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朱青生指出，现在所谓的艺术家排名，还会不断发生改变，艺术史的定论还早着呢。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做的就是要有引领世界的气魄和勇气，“我们要为艺术和人的关系开拓新的疆域，而不是在别人的疆域中参与他人的游戏。”
谈创作
艺术不是提供精神玩具
新京报：一直以来你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这次却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出现在公众视线。1988年，为何想到要做这一漆山项目？
朱青生：现在学术界讲“85新潮美术运动”，其实指的是80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这个过程发展到1988年，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们共同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国内现代艺术运动过多地在模仿100年前、80年前的西方艺术。100年前指的是凡·高那个时代的艺术活动，80年前是指野兽派到毕加索到表现派的活动。再往后，有学习西方达达艺术、行为艺术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带有学习和模仿的痕迹。这既不符合艺术的规律，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真实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就着重呼吁要回到问题本身、回到艺术本质来进行创作。现代艺术运动发展（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
新京报：从做自然雕塑到将山石漆成红色，这中间的脉络是什么？
朱青生：类似漆山，这有什么意义？我可以有很多理由进行解释。现在准备要漆的山是被化工厂污染变成了秃山，我漆这座山，就是警告人们要保护自然。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事实上，漆山主要还是在讨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当你面临一个物质存在时，你改变了它的颜色，就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就会在其中受到极大的触动，这种触动所产生的感受每个人由于自我的背景不同而有不同。我希望通过这种艺术，表达对观众的创造本性的尊重。这就是艺术家今天做艺术的理由。艺术是在改造社会、提高素质，而不光是提供给人玩弄的精神大玩具。
新京报：你这22年的艺术实践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件件具体的艺术品，而更多的是你的计划、观念，所以有观众称这是空想，不能称为艺术？
朱青生：观念艺术是对艺术性质的定义。艺术并不一定是最后完成了作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完成理念的生产、精神的生产，这就是当代艺术。它未必有最后的作品，而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故事、解释和讨论构成。此前大家对艺术有个固定的想法，认为一幅画是艺术。那其实是过去大家认定的艺术。
谈现状
当代艺术要有引领世界的气魄
新京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拉开了启蒙的序幕，那此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情况怎样？
朱青生：89现代艺术大展后，我同年的有些人出国，有些转入沉潜的状态，少数人进行了自我转型。这时比我年轻10岁的一代人开始登上艺术核心舞台，他们当时的思想与我们这代人的区别是更注重自我感受、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并采用不同于一般教条、一般规范的表达方式，其中包括曾梵志、方力钧、岳敏君、刘小东。这批人创造了一种不同于80年代的当代艺术，也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正好吻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关注。1992年，西方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兼收藏家路德维希收藏方力钧的《哈欠》，开创了西方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潮流。
新京报：那怎么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
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是有它的独特性，就是有中国的问题和中国文化的标志和特色。这两方面都是成功的。前者的代表是方力钧、曾梵志、刘小东、岳敏君等，他们有中国的问题；后者的代表是蔡国强、徐冰、黄永砯、谷文达等，他们有中国的文化。做艺术的人都有个理想：我的艺术在整个世界艺术史上有没有独创性，甚至还要追问艺术在人成其为人的过程中的作用。这方面，没有人走在中国当代艺术前面，东方和西方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要有引领世界的气魄和勇气。我们要为艺术和人的关系开拓新的疆域，而不是在别人的疆域中参与他人的游戏。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发展了30多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有没有这种开拓新疆域的尝试和一些成就？
朱青生：大家或多或少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甚至有些艺术家已经碰到这块前沿了但又往后退了。现在的苗头都已经有了，但还没成气候。最典型的是蔡国强。蔡的作品已经做到比西方现有当代艺术前进了一小步，但后来又退了一大步，又退回到西方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中间去了，我觉得很可惜。
而绘画上比如尚扬的艺术。尚扬的画已经走到西方绘画达不到的境界。但他的作品在国内竟然不是最受重视的，市场对他的艺术也不了解。
谈市场
有很多“炒家”在投机
新京报：对于包括方力钧在内的市场明星，很多人肯定其在（上世纪）90年代的努力，但功成名就后更多的则是商业生产，不断进行符号创作。
朱青生：对于艺术家个人创作来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我跟方力钧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本质上一生只要创作一幅作品就够了。他的这幅作品对社会、对艺术做出了贡献，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但我们今天讨论当代艺术，不是市场上出现的好卖的艺术就是当代艺术。这种说法只有商人才会这么说。做当代艺术研究的从来不会说这种话，除非他别有所图。我们不间断地鼓励做艺术的人不停地创造，也不间断地开拓大家对艺术的新的理解，不间断地与世界艺术界探讨艺术的界限和问题，这是做艺术的本分。
新京报：最初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并没有遭遇到市场，但2004年开始我们看到了无数天价诞生了。
朱青生：今天的市场过多地将资源集中在艺术明星身上，造成了很多泡沫，我们要警惕。我早在2004年、2005年就不断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今天市场把一幅画卖得这么贵，对社会公平和对劳动的尊严是一个破坏，而且中国社会还是在初步发展阶段，许多人连基本生存的条件都难以保障，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闲钱”？谁有？他为什么有？凭什么有？一定是有很多“炒家”在投机，这对社会的经济秩序不会有什么好处。况且纵观世界艺术市场，并不是画得好和看得懂的艺术就一定会保值或值钱。
新京报：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确实看到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退去了。那现在呢？2009年到现在，中国书画板块异常火爆，当代艺术市场是否也回暖了？
朱青生：艺术市场的好坏与当代艺术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对应关系，回暖与否是金融学现象。我认为其中有泡沫是我觉得今天艺术品的价格远远超出了社会财富正常承担的范围。它会引起社会的不公，它会使广大劳动者失去对劳动的信念。不要说一般的工人、农民，我是北大的教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薪不足十万，我工作一辈子（35年）也买不起我的学生（比如刘小东）的十分之一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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