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江丰本人填写的《履历表》可知,江丰在1943 年前后便不再进行木刻创作。从1928年至1943 年,江丰的木刻创作分别经历了“讲习班”、“铁马”和“鲁艺”三个时期。
“讲习班”时期,是江丰木刻风格的形成期,大致从1929 在“白鹅西画会”学画至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学习木刻,并创作了最早的一批作品,是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开拓者之一。
《老人像》、《劳动》是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班的作业。除却这两幅习作,江丰这一时期的创作鲜明地体现出了与生活、革命的密切关联,主要表现为三种题材:其一,表现劳动人民的悲苦,如《码头工人》;其二,表现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如《罢工》;其三,表现当权者与侵略者的残暴,如《要求抗战者,杀!》、《冰雪中的抗日义勇军》、《“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城》等。需要注意的是,江丰这一时期的很多木刻作品都是作为街头发放的传单而创作的。
“铁马”时期是江丰创作活动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江丰这一时期的木刻创作接续了“讲习班”时期的风格和题材,技法也更加成熟,主要表现为四种题材:其一,表现劳动人民悲苦,如《母子们》、《何处是家》;其二,表现侵略者残暴,如《一•二八之回忆》;其三,表现人民武装反抗,如《向北站进军》、《出发》;其四,表现牢狱生活,有《囚》、《审判》,以及稍晚的《国民党狱中的政治犯》。
“鲁艺”时期的作品以突出反映根据地新生活为主要特征,延安的革命和生产活动成为江丰木刻的主题。表现根据地新生活的作品有《开荒》、《女生开荒队》等;表现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的作品有《平型关连续画》系列、《延安各界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会场》、《清算斗争》等。江丰还进行新年画创作,如《念书好》(黑白、彩色两种)。可以说,在继承民间美术传统,推动木刻民族化、大众化的过程之中,江丰是先行的探索者。
江丰早年的美术理论是与其木刻创作紧密相关的。如江丰1940 年就在《七月》发表《鲁迅先生与新兴木刻运动》,较早地介绍新兴木刻运动,传播鲁迅先生的艺术主张。1941 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对现代木刻创作的意义。美术理论的新主张也是其木刻创作的新探索。
木刻创作停止后,江丰转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鲁艺”和新中国美术的建设中。1949年关于国画问题的讨论即与江丰有着密切关系,他在同年5 月的《人民日报》发表《国画改造的第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国画创作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杭州艺专期间,又在《人民美术》撰文《国立杭州艺专同学创作上的问题》,不仅醒目地指出了杭州艺专同学在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上产生的问题,也为新时期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
江丰还积极研究和介绍西方艺术。早在《人民美术》创刊号上,江丰就发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著有《论印象画派》,其它著作、文章亦多。后来,1982 年访法期间,撰文《人民中国的美术》,又积极地向西方介绍新中国的艺术成就和思想。
江丰对新思想持积极态度,并鼓励青年人的艺术创作。江丰在1979 年初曾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民主要争取不能靠恩赐》和《文艺需要民主》,对当时的艺术风气的打开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年3 月,江丰恢复工作之后,更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美术理论文章的撰写中。约略统计,从1979 年3 月至1982 年9 月,撰文达100 余篇。此外,江丰还积极鼓励和推动青年人的艺术创作,如在1981 年8 月召开的“青年油画创作座谈会”上就对青年人的艺术创作提出了新要求。
江丰的创作思想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其木刻作品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血肉相连。个人创作停止后,他又通过文章和言论,不遗余力地推动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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