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美术体制基本格局的形成建立从1949 年建国开始，江丰在新中国美术体制早期的构建中都处于重要的领导位置，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美术体制不断建设完善的全过程。可以说，江丰不仅是版画家、美术教育家，还是一位美术活动家—新中国的艺术管理者。
江丰最早为中国美术体制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追溯到延安鲁艺时期。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同年，江丰赴延安，负责编辑《前线画报》。1940 年美术系扩大为美术部，下设美术系和美术工场，江丰任美术部主任，先后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文化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1945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鲁艺”组成“华北文艺工作团”，艾青任团长，江丰任政委，11 月江丰等人带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步行到达张家口，之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党委副书记、美术系主任。在华北期间，他为地方、部队、文艺团体，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美术宣传员，组织编辑解放区木刻选、组织年画的创作，并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通过木刻和年画艺术介绍到国统区。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6 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江丰当选为全国委员。由江丰参与的筹建的“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率先于1949 年7 月21 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此后，全国各方城市接连开始成立当地的美术协会，此举极大的调动了全国范围内艺术家的积极性。同月，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美展，江丰任展览组组长。展览中共展出了绘画、木刻、年画、漫画和雕塑五个门类的作品，都是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传世经典。展览结束后在他的提议下，决定将作品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作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用。
1956 年国务院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艺术学科美术部分》在江丰的指导下由中央美术学院提出了草案，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提案内的诸多决定基本上奠定了从执行至今的美术格局的目标与定位。
1950 年1 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国立美术学院”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建设以及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中，江丰投入了极高的工作热情。1949 年9 月，调往国立杭州艺专（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又于1951 年8 月奉调回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并在1953 年9 月26 日，徐悲鸿病逝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代院长。同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成也与江丰有着密切的关系，1950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江丰任职期间，以他的名义起草了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提议，最终在1956 年 5 月21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江丰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不仅在国内利用双百方针鼓励艺术家积极进行美术创作，而且在面对国际环境时也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他在1945 年至1955 年间先后出访苏联和瑞典，将新中国的艺术介绍给西方。
即使面对人生的低谷，江丰依然能泰然处之。自1957 年至1978 年，在长达22 年的逆境中，江丰始终关心美术动态，坚持进行西方美术史研究工作，完成《名画欣赏》、《论印象画派》等专著约20 万字。
1979 年江丰恢复了工作，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激情，为中国的美术事业而奔走。中国美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中选举江丰为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江丰提出了对当下中国美术界的看法和意见，重申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需要得到恢复和发扬，并提出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深入社会汲取创作素材，加强美术评论工作，以及重视中青年美术干部的培养等。此时，他不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同时，还为文化部顾问、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以中央美术学院为平台，广泛搭建中国与国际的交流平台。
从“一八艺社”、“春地画会”到延安鲁艺的新艺术和新思想；从 50、60 年代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到改革开放以后多元化的艺术取向，江丰的发展轨迹一直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其艺术创作与学术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了个人坚韧不拔的刚毅品质，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想坚守一生的老革命家的形象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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