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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城市雕塑（简称城雕）的新闻可谓络绎不绝，先是湖北襄阳拟斥资百万在小北门广场建“射雕情侣”雕像，据说是以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襄阳大战”为原型，引发了网友的争论；其后，在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福塔”的广场前，一座“小猪雕像”也遭网友质疑，认为其“耍流氓”。
城雕很“热”，城雕又似乎“动辄得咎”。这其中的原因有哪些？是公众的审美水平太局限？是设计者罔顾现实？到底存不存在有效的机制让城雕更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本报邀请国内著名雕塑家及美术评论家“把脉开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廖慧兰：照搬国外的城雕会让人“避走”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城雕带来了“黄金时代”。当下，纪念碑式的雕塑有了，街头的风情雕塑也有了，一些企业形象、小区形象的雕塑也出现了，可谓百花齐放。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雕主题比较单一，形象也比较单一。而出生、成长于这一阶段的我们，到现在基本还是用老一套比较写实的手法创作，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一段历史用雕塑记录下来。年青一代思想很活跃，很快能够吸收融合外国的东西，像抽象雕塑、极简雕塑等都吸收进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敢于走我们没走过的路。这方面很值得敬佩。
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太急躁，把国外的城雕照搬过来，改头换面一下就放上去，根本不考虑跟地域、民族、群众的欣赏习惯、作品的功能等是否相匹配。我做《过去·现在·未来》时，委托方刚去了一趟巴黎，看了很多裸体雕像，回来就跟我说希望让作品中的人物脱一脱。我对他说：“你看看，哪个可以脱，我就马上给他脱。”结果他转了一圈，说：“是啊，不能脱，劳动的场景怎么能脱呢？”这种场面跟巴黎那种人们在铁塔附近没事干拉拉小提琴、晒晒太阳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巴黎，尤其是到了夏天，女人们穿着比基尼，在路边看书聊天，根本不顾忌别人的目光。我也带国外的朋友看过一些毕业生的作品展，他转一圈就走掉了，说：“怎么都像我们那里好几年前的作品？我要看的是中国自己的东西。”潘鹤老师曾说过：外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正如咸水鱼拿到河里养肯定死，淡水鱼拿到海里也肯定死。所以咸水鱼要养成淡水鱼，是需要过渡的。
另外，中国雕塑学会本来规定要有资格证才能接城雕，但当下的实际是，有的企业家认识某位工艺美术师，就让他做一个；有的企业家认识园林工程队的人，就让他负责，园林工程队又随便找个人设计，只要价钱够便宜，能赚得更多，就给谁做。这就像没有医生执照而去行医，很容易把人治得半死不活。所以现在的城雕，鱼目混珠的非常多。
同时，这些年很多城雕都奔着“大”去了，认为越大越好。像河南郑州的巨型雕像《黄河女儿》，一开始是河南那边委托雕塑家张得蒂、张润凯夫妇设计一座十米高的宋庆龄雕像，但夫妇俩认为，宋庆龄本来就很平易近人、很慈祥，没必要做那么大，最后他俩没有接。两位老人的坚持，让我很感动。后来我做一个电影公司的雕塑，本来委托方要求放5座，但我认为地方太窄，放那么多并不适宜，委托方说不怕，一个可以放传达室门口，我说那不成卖香烟了？最后说服了委托方只放一件。所以，委托方的审美水平也是可以提高的，艺术家应该多沟通，让对方懂得怎样才合艺术的理，合生活的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著名雕塑家隋建国：中国的城雕跟艺术基本无关
中国的城雕跟艺术没关系。最近有一知名网站在策划一项活动，准备评选全国十大最丑陋雕塑，他们想让我当评委，我说没什么意思，这个评委我不能当。如果非要评，就让网民来评好了，因为这不是个艺术问题，用不着专家评。结果他们也同意了，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记得1991年，我就去拜访过中国城市雕塑委员会的指导主任刘开渠先生，当时刘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了，我请教他：“您经历过这么长的历史阶段，很有经验了，以您看来，现在的城雕，泥沙俱下，该怎么办呢？”刘先生是这样回答我的：“我们80年代才真正开始做城市雕塑，委托方有个学习、接受的过程，艺术家也有个实践过程，我觉得现在的泥沙俱下是临时的，以后会好起来的。”我也相信了。
结果20年过去，我没看到城雕好起来，还是照样泥沙俱下，还是扭曲变形，没有现代文化信息，没有现代人所思所想，无法体现现代人的情感，所以也就算了，不必把它当艺术去关注了。
著名雕塑家唐尧：中国有很高水平的城雕作品
中国的城雕发展很快，但良莠不齐，有很高水平的作品，也有视觉垃圾。
总体而言，城雕一定要考虑公众的和公共的因素，它不同于纯粹的个体创作。但公众性并不等于一定要以艺术的庸俗化去迎合。公共艺术的语言领域非常开阔，世界上有许多成功案例，都是兼顾高水准的艺术语言、公众接受和欣赏、环境和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因素的作品，比如芝加哥千禧公园中卡普尔的《云门》、普伦萨的《皇冠喷泉》。
而城雕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是当代还是传统，是写实还是抽象，这些都不是问题，要看具体的环境、人文背景等诸多因素，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保证作品的艺术水准，公共艺术要成为公众审美的引领者。
有人说城雕因为受到公众的“非议”较多，应该引入公众投票机制。在我看来，目前意义不大。因为我国的公众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艺术素养，他们缺乏判断一件作品在艺术上而不是日常感性上好与不好的能力。要提高公众对城雕的接受水平，最好的办法是媒体多加介入。在读者量很大的报纸、网络上发表专业的评价文章，引起足够的关注甚至争论，成为新闻事件，这是推动和引导公众理解和接受的好办法。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梁江：城雕要符合公众的精神期待
城市雕塑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一次城雕热。当时，很多雕塑前辈为推动城雕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像刘开渠先生、王朝闻先生，都曾任全国城雕委员会主任，潘鹤先生除了贡献出一批优秀作品外，还提出了两大论点——“社会主义国家是从事雕塑的最佳土壤”、“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成为当时为城雕摇旗呐喊的代表性声音。经过这一两代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努力，城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城雕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城雕是一种公共艺术，好的城雕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城市的精神象征，甚至表达一种时代的精神向度。它跟艺术沙龙有很大区别：沙龙可以面对特定群体，趣味可以很小众；城雕则一定要体现公众的精神需求。所以城雕必须具备地域性、历史性、民间性等特征，要展现一个城市的人文内涵、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影响力、感召力和传播力。
应该说，中国好的城雕并不多。2009年，住建部、文化部委托城雕委评选60年来的优秀城雕，结果从660个城市的数万件作品中评选出成就奖60件，提名奖40件，合起来也就100件。2007年北京曾做过一个城雕普查，得出的结论是优秀的有1277件，占70%；一般的有544件，占29%；差的有15件，占1%。虽然当即把城雕一条街上做得比较差的都给拆了，但其实这个评选太宽宏大量了，优秀的城雕作品哪有那么多？同时期上海也做过一个城雕普查，平庸的占80%，差的占10%，优秀的只占10%，这个评价才是比较客观的。
同时，近几年的城雕热跟上世纪80年代的热潮有很大不同。当下的城雕热是和广场热、标志性建筑热相连的，粗制滥造的城雕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好的城雕更少了。城雕创作变成了一项工程，而不是艺术，而且出现了一些和城市的精神不相容的作品。总结起来，目前城雕可谓有四个缺失：一、精神性的缺失，二、艺术性的缺失，三、公共性的缺失，四、程序性的缺失。
其实，美国等国家在公共艺术方面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像一座城雕的产生，他们一定要经过听证会环节，通过论证、听证，获得民众的认可才能建起来。归根到底，城雕是一种公共艺术，要符合公众的精神期待，符合城市的文化品格，符合大家的人文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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