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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是否能发挥出公共文化机构职能?
上海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确立了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毫无疑问，作为城市文化财富的主要储存者和展示者，一流品质的博物馆、美术馆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与部件。在这里第一个疑问是，政府对美术馆格局的强势规划，是否能名副其实的发挥出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很乐意看到美术馆事业受到政府的重视，就算是“政府文化工程”也没问题，只要它是积极、有效、合理、有序的方式建设、发展和运营。但问题也抛出来了，这么多的硬件设施，填入什么内容?应该由怎样的人、按照什么意识来管理和运作?表面看上去，上海美术馆从原来的场地迁到世博园的中国馆，可能为了有更大更气派的展示空间需要，但是它却拆迁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文化做强做大并不是建立在牺牲对原有城市文化深厚积淀和市民情感记忆的基础之上。文化的未来，不是按照统一定制的“大繁荣”模式发展，它就真的繁荣起来的，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精神层面的建设，需要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美术馆专业人员的推动，它不是政府通过强力能推动的，它是关于人的能动性、关于专业的建设、软文化的塑造。
一座城市需不需要这么多的美术馆?
需要反思的是，上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如何加强自身的学术建构?归根结底，办美术馆的宗旨是什么，社会应就此达成怎样的共识?当然，我们看一个城市的美术馆，建造的多与寡不是一个“有效”的评价标准，如果根据法国的美术馆发展模式来看美术馆的发展，现在上海的美术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大量的美术馆应运而生，仅仅又多添了一个旧时代的文化馆，多了一家“美术陈列馆”，多了一座收场租的建筑，抑或多了一家“大画廊”而已，那么，这样的美术馆越多就越多余;换个角度，假设上海只有一家美术馆，实实在在地根据美术馆的功能进行着公共文化建设和合理有序的运作，根据收藏、研究和展览的方式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而不是一个徒有美术馆虚名的“假美术馆”，仅仅一座美术馆也不会觉得太少。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必然带来一种文化投资的繁荣，中国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的发展文化，其实没有考虑正常生长起来的那种东西。中国在近几年已经涌现出众多的美术馆，这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但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这是因为没有“美术馆文化”，而只有美术馆。建一个美术馆不难，人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利用美术馆使其产生文化影响是很难的。
有限的艺术家
上海的艺术生态链中，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艺术家人数有限。有人曾经粗略地统计过，上海艺术家人数在今天是北京的1%。一个宋庄被登记的艺术家人数为3000人，据说没有登记的还有许多。而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相对于整体的艺术生态比例，艺术家相对来说太少，选择的艺术家范畴也越来越小。上海被冠上“抽象之都”的称谓好多年，顾名思义，上海的抽象艺术家人数和抽象绘画作品的有效比例放在全国的语境下，绝对突出;除了人数和作品外，我觉得这样的称谓跟策展人李旭曾经在上海美术馆连续推出的几届抽象艺术展览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以余友涵、丁乙、周长江这样的抽象艺术家代表，丁乙几十年如一日，画格子布一样变化大小的“十字”图型，已经成为上海抽象绘画的标识性景观。还有，最根本的原因，抽象艺术不保守，不前卫，不温不火、中庸的状态比较符合上海的性格。
另外，上海作为海派水墨的发源地，水墨艺术家相对集中，除了陈家泠、仇德树一辈的水墨艺术家外，目前出生于六零年代的新水墨艺术家可圈可点——王天德、陈心懋、陈九、蔡广斌、张健君等新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屡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俨然称得上上海新水墨的“中坚”。上海新水墨呈现出的人气和发展态势和海派艺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换句话说，上海有水墨的潜在语境，海派和新海派艺术家文脉还在不断地传递和书写，特别是已经连续推出六届“上海新水墨大展”的朱屺瞻艺术馆和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推动新海派水墨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前辈们的活跃，年轻一代缺乏足够的亮点。除了抽象艺术和水墨外，上海的多媒体艺术家和装置艺术家群体是另一个更突出的焦点，代表人物杨福东、徐震、杨振中等是中国当代最受国际瞩目的多媒体艺术家之一，而受他们号召和推动，层出不穷的杭州和上海本地的年轻艺术家渐成气候。
无论我们如何描写上海的艺术家群体，和北京聚集着来自全国的艺术家相比，上海这座城市的当代艺术家基本上以本土艺术家为主。造成这样的艺术家格局，一方面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面积造成其土地的寸土寸金，房租和生存成本相对较高，这就把一大帮相对年轻和刚刚起步的艺术家“拒之城外”;另一方面不同于川籍、东北和福建等地域，上海城市的“小资气质”跟“闹革命式”的当代艺术格格不入，让些许“生猛”的当代艺术家在这座城市格外拘谨;另外，上海艺术家太分散，很难形成引领全国艺术潮流的氛围，和北京艺术家的工作室集中聚集在798周边和宋庄等区域不同，上海的艺术聚集区和艺术家工作室分布的比较散，几乎零落地分布在上海各个区域，有的租在艺术园区，大部分艺术家的工作室都租住在郊区的别墅里，这样的艺术状态与上海艺术家的个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再者，上海本土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比较规律，他们有家庭，到工作室画画，就像白领朝十晚六去上班一样的规律，一天的绘画工作结束后，工作室门一关，准时回家报道，过日子。和外地的艺术家相比，安逸的生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闯劲，这样造成外地艺术家在上海的“孤寂”，造成了艺术家交流和沟通上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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