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是我呢?
记者:怎么想着画那幅关于奥运的画?
黄永玉:我有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负责一个画展,让我画一幅画。打电话的过程中,构图我就已经想好了。整幅画大概画了三四天。
记者:画名叫“中国=MC2 ”,有点奇怪。
黄永玉:当时想不出什么名字,叫奥林匹克太远了。那么,咱们国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所以就想到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然后把E换成中国。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了有点不适应,也有朋友赞赏的,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名字好啊。
记者:国际奥委会颁发给你奥林匹克艺术奖,和这幅画有关系吗?
黄永玉:和这幅画没有关系。当时通知我得奖了,让我莫名奇妙,怎么会是我呢?能干的人这么多,这让我有点不安。
记者:国际奥委会的人怎么评价你?
黄永玉:说的都是外语,我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不是在骂我,骂我的话还给我奖干嘛呢。(笑)
记者:你觉得获奖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
黄永玉:也许因为我是个“运动员”,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运动”,我都有参与嘛。(笑)
记者:有人问过你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你说没意义?
黄永玉:美就是意义。
记者:你在意大利的街头曾救过一个意大利老太太,你说这不代表什么精神,代表的是好玩的精神。
黄永玉:别人说学雷锋做了好事不说,我不一样,我到处说。
记者:总有人喜欢发掘意义。
黄永玉:有的人每天早上一下床就想意义。
每天至少画7个小时
记者:你这一两年在艺术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黄永玉: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活下来起码要对得起饭,每天吃饭不要对不起饭。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像今天你来跟我说说话,平时我就画一下画,写写文章。很少到外地去,老了玩不了了。
记者:每天都画画吗?
黄永玉:每天至少画7小时,多的会画13小时,感觉这个必须画完就连着画。连着画了40多天的画也有,但不一定是好画,画了1个小时的画也不一定是坏画。对于画画来说,自己满意和别人满意不一样。我经常画了一半就后悔了,然后想着下一步怎么画。我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完成,后悔,完成,后悔……
记者:你怎么看待艺术市场?
黄永玉:我是最讨厌艺术市场的,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办法。我自己是不理会这些东西的。与此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者:如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喜欢在市场上推销自己,你怎么看?
黄永玉: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需要的。需要搞活自己,那他去搞活自己好了。我在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不喜欢。我有市场运作的知识,我觉得让别人控制我们的话,就不自由了。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画什么,这算什么?但年轻人有所不同,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
记者:你知道自己的画值多少钱吗?
黄永玉:我不管这些,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记者:一个艺术家怎么看待财富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中国的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绘画的行市多了,张大千有张大千的行市,年轻人有年轻人行市。老家伙凭什么决定年轻人的命运。过去就是老前辈决定晚辈的命运。
记者:别人决定过你的命运吗?
黄永玉:除了那些“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人决定过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别人给的吗?别人给的还叫自由吗?自由是自己的。包括住在牛棚里,蹂躏我,让我做苦工。我能反抗吗?不能,但心是自由的,我会躲在被子里偷偷作诗。
记者:你有经纪人吗?
黄永玉:谁敢做,没人有这个胆子。
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
记者:很少应别人要求画画?
黄永玉:传统叫点题。朋友间的点题是个愉快的事,本来没想着这样画,但朋友让你这么画一下,有意思。说到点题,我有个好朋友,唉(叹了一口气),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这个朋友叫汪曾祺,40年代,我们在上海,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在黄昏的山坡上有黄茅草,黄茅草里有个老虎,你画一幅画。到现在我都没画出来。
记者:汪曾祺是怎样一个朋友?
黄永玉:我这个朋友死了对我损失很大。惟一一个可以同我在绘画上对话的朋友。聊得这么真、这么准、这么有创造性的,就只有他。
记者:你写了很多“比我老的老头”,但没写汪曾祺。
黄永玉:汪曾祺比我大两三岁,写他是很难很难的,我写不了,本来最应该写他的,反而没有办法写。
记者:以后会写他吗?
黄永玉:写的机会不太多。
记者:在《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里,你经常以“某某某死了”作为开头。
黄永玉:是这样,然后算他比我大多少岁。
记者:你怎么看待“死”?
黄永玉: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没什么特别的。怕没有用,不怕也没有用。朋友死了我不会很悲伤。我在意大利,在三楼写文章,我女儿告诉我,爸爸,汪曾祺死了。我说,哈哈(不是笑,是感叹),他死了。他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好沉重。我们来往的时候,他也喝酒,我不喝酒,但我给他预备酒,没想到他死在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