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是波普艺术：它只是把外面的拿来放在里面，或者把里面的拿来放在外面，将平常的事物带到家里。波普艺术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不认为艺术是给少数人的，我认为应该要给美国民众，反正美国人通常也接受艺术。”这段刊载于1966年11月《另一个东村》杂志的安迪语录不啻是对波普艺术的最好注解：波普艺术从来不像艺评人企图挖掘的那样深奥莫测，它只是通过将日常事物或者人们习以为常的大众图像引入艺术，重新定义了艺术的疆界。 1928年8月6日，安迪-沃霍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业中心匹兹堡。其父母是来自前奥匈帝国的工人阶级移民。三年级时，他得了圣-维特舞蹈症，一种会导致无意识动作的神经系统疾病，时常住院的童年经历引发了安迪对医生和医院的恐惧。
早在卡内基工学院学习商业艺术的时候，安迪便初显艺术才华。1949年，他移居纽约，开始为杂志和广告绘制插画。他随意而松散的、以水墨绘制的鞋的插画在业内广受好评。1954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二十五只猫名叫山姆和一只蓝色小猫》的书，限量印刷了190册编号本。当时安迪大概不会想到：这本早年私印的游戏之作在2006年竟然卖出了三万五千美金的高价。一切是从康宝浓汤开始的。1962年11月，纽约斯泰博画廊为安迪-沃霍尔举行了一次个展，展品包括用丝网印制的康宝浓汤罐头、玛丽莲-梦露肖像、美金纸钞和可口可乐瓶。几星期后，在纽约现代艺术馆的一个座谈会上，艺评人首次提出了“波普艺术”(Pop Art)之名，波普的季节由此开始。
把超市里司空见惯的日常物件原原本本地画出来，令一些艺评家质疑“你怎么能说这是艺术？”而另一些则认为安迪追求的是商业绘画中的表现性，在嘲讽商业艺术的同时嘲讽了美国的现状。但在1962年与艺评家戴维-鲍登的访谈中，安迪这样说：“我只是刚好喜欢平凡的事物，当我画它们的时候，我没有想把它们变得不平凡。”但无论如何，一个看过康宝浓汤展览的人，再走进超市看见康宝浓汤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将我们看身边事物的眼光独立了出来”，令人们“可以看见一般东西里的价值”。另一方面，丝网印刷的方式令艺术家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降低了，这与安迪“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的观点不谋而合。在1963年《艺术新闻》的关于“什么是波普艺术”的问答中，安迪进一步解释为何喜欢事物就是喜欢做机器：“因为你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你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 1964年，在上东区的一家画廊举行的“美国超市”展上，一切都装饰成超市的样子，只是没有货架上的超市物品，只有悬挂在墙上的画作。安迪的一幅康宝浓汤卖1500美元，而由他签名的浓汤罐头卖6美元。波普艺术首次广泛面向大众，也向更多的人群提出了“什么是艺术”这个终极问题。
成名后的安迪并未停步。一方面，他继续自己独特的丝网印刷及绘画，题材逐渐超越了浓汤和名人。他利用报纸新闻剪贴，开始涉足“死亡和灾难”等一系列较严肃的主题。在工作室进行的“小便绘画”同样引人注目，安迪曾打趣说，尿液里维他命B越多，画布的颜色就越好看。安迪后来出版的日记显示：在1977年12月该系列开始制作时，安迪曾使用过自己的小便。评论家一般认为：安迪的“小便绘画”是对抽象表现主义和杰克逊-波洛克的戏仿。另一方面，安迪的实验开始涉足更多的艺术种类：他参加行为艺术表演，为地下丝绒乐队设计唱片封套，拍摄各类照片，但其最主要的实验方式还是电影——或者更准确的说，实验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睡觉》长达八小时，但八小时全是诗人约翰-焦尔诺在睡觉。安迪这样描述：“就是约翰睡觉睡了八个小时。他的鼻子和他的嘴巴。他的胸在呼吸。偶尔，他会动一下。他的脸。哦，实在太美了。”在安迪最著名的访谈“我的真实故事”里，他说：“看我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做比看其他电影更多的事，你可以吃、喝、抽烟、咳嗽，或看看别的地方再回来看，电影还是在那里，它不是典型的电影，只是我的电影。” 其实安迪的“非典型电影”和他崇尚表面和真实的哲学一脉相承。在1965年《电影文化》杂志的采访中安迪被问及是否想与当时的女明星卡罗尔-贝克合作，安迪说不想，因为“对我而言……她太有演技了。我要真实的人。安迪的早期实验电影无一例外地追求这哪怕令人觉得无聊的真实：《帝国》是长达8小时的关于帝国大厦的真实影像，《口交》是连续35分钟拍摄一名男演员接受口交时的面部表情，《吃》是一个男人花45分钟吃掉一个蘑菇……安迪把这些电影称为“直率的电影”。而他最著名亦最成功的电影当属1966年的《雀西女郎》。他在电影里同时使用两个16毫米镜头讲述不同的故事。其多重叙事的手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在1967年接受《艺术》杂志采访时，安迪这样评论道：“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情感和人们生活的实验电影，所有和人性相关的，我觉得都不错。”至于用双银幕，安迪认为这“可以让观众紧张并且困惑，有很多事在发生——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1968年6月3日，瓦莱里-索拉纳在安迪的工作室“工厂”企图枪杀安迪，安迪的胸部严重受伤，在医生进行人工按摩后才幸运地脱离危险。在此之前，瓦莱里-索拉纳是工厂的边缘人物，她成立了一个名叫S.C.U.M.的分离派女性主义组织，并参演了安迪1968年的电影《我，一个人》。在袭击发生之前，索拉纳曾到工厂欲向安迪讨回她的剧本但遭拒，原因很明显：安迪已不知将它放在何处了。教人不寒而栗的是，安迪曾在两年前的一篇访谈中谈及这个剧本：“一个女孩打电话来要给我一个电影剧本，叫做《抬起你的屁股》，我认为这个名字很好。”
枪击事件发生后，工厂加强了保安措施，但枪击事件对安迪的影响——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依然显而易见。安迪此后将他的电影事业交给了保罗-莫里森打理，虽然依然打着沃霍尔品牌，但电影逐渐趋向叙事主导的主流B级电影。枪击事件直到如今还激发着电影人的灵感。1996年，导演Mary Harron决定将此事件搬上大银幕。他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纪录片，但他发现根本没有索拉纳的影像资料，也没有什么当事人可以谈论她。于是他只好自编剧本，将之拍成了剧情片《我枪击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Harron获准复制安迪的部分绘画和丝网印刷品用于电影拍摄，条件是电影拍摄结束后必须销毁。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西雅图和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上获得4项大奖。
与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相比，安迪在七八十年代要安静得多。除了在1973年制作了著名的***肖像外，他在这一时期更多显示了他的企业家才能，他出版了《安迪-沃霍尔日记》、《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主义》等多本著作，创办了时尚杂志《访谈》(Interview)，并提携了包括Jean-Michel Basquiat在内的年轻艺术家。 他在大量访谈中名言迭出，仿佛一个品牌经理维护着他特有沃霍尔标签。他纠正了自己六十年代的名言“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他说对那句子他已经厌倦了，他把它改成了：“在15分钟之后，每个人都会出名。”在接受《芝加哥太阳报》采访时，他又说：“我只是觉得人们应该在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情。”他的名言总是那么直接而表面——“我从来没有不在状态，因为我从来没有状态”。“你仔细想想看，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