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大世界
处于2006年12月5日～10日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期间的连州，弥漫着一种魔幻般的艺术乌托邦气质。蹲在果品仓铺满了碎石的地面上，看着面前从楼仓顶上泻下的巨大天蓝色喷绘作品，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北京“798”。而当你踏出大门，一辆“突突”作响的用塑料门帘遮挡在司机与旅客之间的“摩的”停在你面前，你马上就掉进了一个县级市的现实。
从广州到连州，大巴要在路上摇晃近5个小时；从连州到广州，走高速公路的快车要走4个小时。广东的12月，从广州出发时穿着长袖T恤，到了连州就要再加穿一件冬大衣——这是一座藏在大山里的小城，登上城里建筑的稍高处，往城外张望，视线总会被参差不齐的山遮住。
这座与中国大部分县级市并无二致、充斥着白瓷砖绿玻璃的大楼，现在是一座巨大的实验场。在2005年的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之前，连州与摄影的唯一关系，不过因为拥有近似桂林山水的自然风貌和瑶族聚居的古村落而吸引了许多广东的摄影发烧友，现在，连州的志向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国际摄影节永久性举办城市。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国内外200多位知名摄影师的3000多幅照片，其中国外摄影师近100名，参展照片1000多幅。题材从私人自拍、乳癌、神话、城乡变迁无一不包，学科跨越摄影、艺术、社会学、人类学和城市学，形式则包含艺术、录像、装置、声音等多种形式。每天晚上，市民们聚居在广场上观看全英文的纪录片和幻灯解说，马克·吕布的侄子阿兰·朱利安、美国摄影评论档案馆A.D.柯尔曼、休斯敦美术馆策展人安妮·威尔克斯·塔克尔，莫斯科摄影之家主席奥尔加·希维布诺娃这些海外知名的艺术策展人混杂在他们之中，手中举着羊肉串在人群缝隙里寻找座位。
100多个展览分布在粮仓、果品仓、二鞋厂。当地人惊奇地看着这些在他们眼中“早就该拆掉”的陈旧建筑居然引起了一群“大城市人”的巨大兴趣。二鞋厂已经废弃了将近10年，策展人之一、《城市画报》的图片总监曾翰说，第一次来选址，这里的草长了一人多高。果品仓也已经是C级危房。哈佛大学毕业的建筑学博士刘珩在2005年将二鞋厂和果品仓改造成了充满Loft气质的展览空间，长满荒草的地面现在成为满布碎石的庭院，那些碎石来自改造过程中所扒掉的墙。破旧的顶棚被掀掉，覆盖上半透明的乳白色塑料帐幔，桌子是用来装稻谷的箩筐，上面盖一个晒东西的竹匾，13块钱一把的连州本地出产的竹椅围放在桌边，原本废弃的外间就这样成了一个风味十足的咖啡厅。
曾是“鸟巢”中国设计者之一的邓旭东负责了2006年展览主场馆“粮仓”的设计。“粮仓”由10个相联的圆筒形旧粮仓组成，面积达6000平方米，还是“大跃进”年代遗留下来的，每个高达十余米。邓旭东对于粮仓所做的改动大多是“减法”，拆掉了和粮仓的建筑气质完全不搭调的“月洞门”等附属建筑，维护和延续了粮仓在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只讲求功能性，没有装饰的“极少”气质。据说，布展时，粮仓是艺术家们争抢最厉害的场地。
从欧洲到中国
邓旭东说，他希望他的设计能够让处于城市发展中的连州市民认识到，城市模式不是只有高楼大厦、大马路一种，旧建筑也有自己的价值。在这次年展上，他甚至和连州市长达成了在连州做“旧城改造”的项目。
如果没有“连州摄影年展”的契机，很难说连州这样的山区小城会不会和邓旭东这样一批带有最新的艺术观念的人发生关系。第一届连州摄影年展已经给连州带来过一个奇异的外国人：菲利普·布伦金索普。他是澳大利亚人，从90年代开始，便以东南亚各国武装独立运动组织为拍摄对象，从2001年到2006年，他一直在尼泊尔拍摄。首届连州摄影年展后，菲利普·布伦金索普将连州作为他的工作和居住地之一，并将果品仓库的二楼改装成自己的工作间。事实上，很多外国摄影家对于连州这样的中国小城市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当地人甚至中国人的想象：许多人都印制了中英双语的名片，而名片上都有他们设在中国的工作室的地址。
“欧洲在停滞，而亚洲和中国却越来越强壮。”国际部分的总策展人阿兰·朱利安说，6年前，他曾经是平遥国际摄影展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小城市”不是问题，因为国际上有很多在小城市举办国际性艺术节的成功案例，比如法国的阿尔勒。而策展人之一段煜婷则解释得更为详细：一个地方变化越快，提供的创作素材就越多，因为发展太快就会有很多地方不协调……正是这些落差与错综复杂的信息激发了艺术家的激情。
学术主持、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任杨晓彦将这次摄影展的学术主题定位为“观察与被观察”，正如他在阐释中所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初衷是：“展示当下中国丰富的影像资源，并对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摄影进行探讨。”对于国外的艺术家来说，中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题材库。菲利普在连州拍出了与他在尼泊尔迥然不同的照片：新建筑与废墟、时髦青年与老人；他的工作室内用红纸贴满墙壁，上面写着“重生”；桌子和床都是拆下来的店铺木板、连州本地的特产腊制狗肉被他泡在特号玻璃瓶里当做摆设、屋里充满了檀香木的气味，看他照片的国际买手一进门就先被这异国情调震慑，发出“WOW”的惊呼。在阿兰·朱利安看来，中国城乡的迅速变化呈现出的多元景象，已经成为国际艺术界新的创作源泉。
从平遥到连州
所有第一次参加连州摄影展的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连州？”这座连一家像样茶室都没有的城市实在是太不符合人们心目中国际文化活动的固有地点选择模式。正如邓旭东所说：“中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连州这样的城镇，但是文化资源却大多集中在几个少数大城市。”
在艺术评论家鲍昆看来，国际摄影展落户连州，或许不是像邓旭东所希望的那样：“帮助文化资源从中心转移到边缘”，而是有更多微妙的原因，比如小城市更容易集中力量。鲍昆认为，事实上，摄影家们自己都没有意料到，从80年代后期开始，摄影竟会无意中承担起帮助地方社会发展的任务：坝上和九寨沟的开发都和80年代摄影师们在当地进行的风光摄影有着直接联系。而最近的例子则是平遥模式：一座曾经单纯以旅游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小城如何借国际摄影展的机会在国际上宣传了自己。事实上，目前国内各种各样的地方摄影节都希望走平遥路线，此类节日已经有近百个之多。连州其实也是平遥模式的翻版：所有外国来宾的费用都由连州政府买单，住在当地最高档的国际饭店，而国内参展艺术家们就只能住在低一档的酒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被大大方方地在开幕式上喊了出来——摄影展只是契机，真正的目的在于引进外资。比如去年首届摄影展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帮政府引进了一个5000万元投资的德国香肠厂。
然而这样的默契并不是永远可靠。阿兰在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展举办的时候彻底离开了平遥，因为“政府有太多要求，更希望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专业的、学术性的摄影展”。显然，当摄影展已经帮当地打响了名气之后，摄影展的质量就不再是当地政府所关心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其实在连州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与国际摄影展一同举办的是当地的“盘王节”、大多数记者拿到的资料不是摄影展的画册，而是介绍当地风光和民俗的书籍。对这种情况，阿兰总结为“越成功，就越危险”。而他对此的应对只能是：“事情发生了，就再换一个城市。”
对于参展的艺术家们来说，在连州国际摄影展上，他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相对单调的眼光。鲍昆对这次摄影展的艺术水平的观察是：“西方作品缺少新意，而且思维混乱，似乎因为全球性的摄影行业重新洗牌造成的迷茫让他们在原地打转转，多数作品有强颜卖弄的感觉，缺少心灵的力量，苍白无物。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品显得有些长进和活力，表现出中国是个影像资源大国的感觉。但由于中国摄影师急于进入市场，表演摆拍的一大片，有些陈词滥调的感觉。年轻摄影师出现许多模仿欧洲人那种私密个人化摄影的作品，有些邯郸学步。”鲍昆认为，这些艺术效果的呈现，其实是目前全球摄影市场的走向所决定的：90年代由传媒图片市场带动起来的纪实摄影，在数码化浪潮中已经渐渐丧失了其贵族地位；在网络和数码相机带来的摄影平民化大趋势下，摄影师们为了寻找其存在的价值感，不得不将摄影向当代艺术的方向转变，力图以摄影作为艺术品而进入当代艺术买卖市场。
在这样的趋势下，曾经在中国其他类型当代艺术展览中存在的问题在连州又一次显现出来：艺术家们将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西方买家的趣味中取舍？韩磊、杜英男等几位年轻的摄影师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中国旧有的进入摄影家学会、参加各种大奖赛的发展道路的模式，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直接进入市场，而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这样的活动恰好是他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其他同行的发展、进入市场的途径。然而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个市场上的势力并不均衡：尽管普通的连州市民可以凭身份证观看这些作品，但艺术家们真正在意的依然是那些来自法国以及欧洲的策展人、画廊老板、经纪人的反应。英语成为摄影展中最通用的语言，而外方市场对艺术家们的创作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姜一鸣的《神话》采用了最无创意的符号化中国历史的创作方式，但他的作品也是最快被国外策展人看中的。阿兰承认：“市场购买势力的不均衡，直接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创作。”在这样的空间下，鲍昆、段煜婷和阿兰都认为，如果能像今年的华辰秋拍一样，启动中国图片摄影的本土拍卖市场，或许将是中国摄影和摄影展的一个有机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