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彦 民生当代艺术馆副馆长 策展人
在时代的飞速导致的紧迫中，王璜生的画中避免了那些尖锐、刺耳的音调；这更像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心灵的反抗，这种反抗源自艺术家的天性，是对生活所面临虚无处境的反抗，而对待“绝望”是如此不同：它似乎毫无理性，只有肉体感觉的结果，就如同度过这一时刻，一切又都充满了希望。“大花”带有明显即兴的性质，而即兴是肉体的语言表达，它的快速既是肉体渴望的实现，也是肉体内在的需求。正是这种肉体和语言相互需要并共同获得快感的即兴成分，带来了王璜生作品中的“花开花落两由之”里同时具有的希望和空无、多情和无情、歌唱和沉默的双重性。戴维•格（David Guy）曾经说，“我相信谈论我们的身体的生活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如果我们不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它就会毒化我们的生活，它就会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敌人和他者（Strangers）”。王璜生的画触到了“词与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辉煌关联”，也触到了词与情绪之间的幽微情致，仿佛如诗人“意识到了时光的性质而感到深深的谢意，也在时光的光明尾巴扫出的空地上结束写作”。
在人类存在的两类抒情中，青春时代的抒情是偏执、狂热、尖锐以及毁灭一切的，带着非理智的生命冲动，就像王璜生在青年时代的“出走”，但他更像是遵从古人的教导“行万里路”，而不是凯路亚克似的“在路上”，在对那段时间的记载中，王璜生用了古典诗词和写生；值得感慨的是成人的抒情，它是对生活发出的哀鸣或赞美，像是在不可知之流面前发出的一声呐喊，王璜生的“大花”系列是他依赖优异的直觉进入的抒情，集饱经沧桑的生活感悟、快速、尖锐、从容、大度、柔情于一体的复合性抒情，是需要从精神分析中求解的。对于有着丰富的古典知识积累的人，做一个时代的反对者或许是很困难的，而从反面进入一个时代也许是一个个人得体的选择。时代和人的关系很可能是错位的。一个时代的秘密或许不是象黑暗和光明那样判然分明。
王璜生的“悠然”里有了些须怅然，那些向日葵不像先前那样的耀眼和灿烂，而象是饱含着“悲喜交集”的结束，这让我想起哲学家德里达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到“幸存”的问题。他说：“……我已经注意到幸存是一个始源的概念，如果您愿意，它构成了我所谓的存在（此在）的结构。我们从结构上讲，是被踪迹、遗言的结构打上印记的幸存者…… 幸存，就是超越生活之外的生活，比生活更生活，……。因为，幸存，这不仅仅是留下的东西，而且是最可能激烈的生活。……享受和哭泣窥视着的死亡，于我来是同一件事情。”
作为“幸存者”的写作是如此的含辛茹苦，如此的决绝，如此的感慨，如此地面向着虚空和荒芜。但是，对于所有以人文的价值做自我选择的人：被选择的世界也可以呈现为少许诗行，但是值得的。
——摘自《花的结束及“悠然”的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