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倪军
用“苍”与“润”的黑墨，包林画出了无数颗头颅。他的苍润遍涂的画纸像锁定了黑白格式的变角镜头，近距离地对准中国式的脑袋。这些中国式脑袋是当代的，因为他们缺氧。
是的，我们缺氧。今日的中国特缺氧。
鲍勃•迪伦说：一颗炮弹要飞舞多少次，它才能在沙地长眠？一个男人要走多少里路，他才是个男人。我要说：在几百米的山西省地底下，他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才有可能生还呢。他的世界已经成了黑色，他出了井口之后的眼睛已经不能看到色彩。用黑白展现“缺氧”，或者干脆说把缺氧和黑白的中国人头打造成一个混合的主题，包林是第一人。
美术史的知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这个问题多多的中国显得如此的无用。无论是意大利艺术复兴之后的欧洲土地上的成就，还是周秦汉唐的所谓辉煌，中国的今日似乎都没有心力去顾及；中国的画家画什么呢？鲍勃•迪伦式的呐喊与拷问才是“当务之急”。画家无力，根本提不起精神，去画瀑布下面聊天的两个男人或是去一遍又一遍地烘染单眼皮平胸仕女的面颊。包林把笔墨情趣统统化入壮武的情绪，他从一张张当代缺氧的脸上读解当下的一切难题，中国社会与文明的难题。曾几何时，石涛与八大会预想出2009年中国的后生有一股这般的情绪——一股为了生命存活呼吸畅快而不画不快的壮士侠气。因此我说包林打翻了他的美术史知识，埋葬了他的巴黎情怀。他真正地急不可耐地面对今日中国的“当下历史”情绪激动地以墨融水、又使了不管不顾的干笔飞白写出了一幅幅造像。它们是“人”的造像；因为画家对缺氧的同胞还存着“人的希望”。
包林的性情是耿直的，他的脾气是急的。非“急”不以解决中国当下的这么多问题，非“耿直”更无以建立解决中国如麻问题的道德基础。我们的民族还要“扮假”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何以如此地惧怕真实面对自己时的那一点轻松的快感呢？老年中国人，我的父母你的父母，甚或是我们这代人自己，都近贴过氧气瓶，都拿起过那根轻轻的管子。是氧气使我们能够找到真实的生命感觉，是氧气能使我们继续面向真理。《卡桑德拉大桥》里的日内瓦女大夫奋力地向代表邪恶势力的严肃男人喊着：是氧气！是氧气又让细菌都死了！
又在“平远”与“高远”的面孔上，包林用笔墨强调了人的信念与尊严。希望总是不灭的，尽管世界依然只是黑白。在不太有色彩的虚假生活里，索性主动地干死色彩，歼灭那幻人耳目的斑斓虚幻。包林的“素描”素得如此地坚强有力，他的一段段奏鸣曲因着乐器的朴素与简约更执意地向着空间向着我们的大脑深处穿透着。
一个爱着自己脚下土地的艺术家是痛苦的。这份痛苦往往为艺术家备齐了一生的份量。十一分五十九秒的Vltava是斯梅塔纳半辈子的充满希望的哀鸣。在沃尔塔瓦河清新的两岸与被如画的浓郁色彩托起的农女中间，艺术家依然呼唤着氧气，依然对任何缺氧的历史瞬间予以批判。我们有包林是值得庆幸的；在北京污染、山西黑暗，在我们二十年来郁闷心底的缺氧时代，我们需要这些脸孔去发问，需要这些脸孔去瞪着脸上的两盏灯，需要这些脸孔像温家宝的母亲对她儿子念叨的那样也说出来：要诚实，无论何时，都要用“心”去说话！
准确的时间吗？答案，鲍勃•迪伦说，我的朋友啊…答案就在你那吹着微风的耳边。
2009年2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