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堂、王明明、王卫明简介
王念堂是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美协主席王明明之父，他十五岁只身从山东蓬莱老家闯关东，在丹东做过学徒也当过账房主管。1948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来到北平（今北京），曾担任造纸厂总经理，公私合营后又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文革”时也未能幸免牵连，被抄家、遭批判，直至改革开放，才得以落实。不管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艰辛，但先生一直都没曾放下自己的文艺梦想，因生活所迫，虽不能从事艺术专业方面的工作，但几十年来却笔耕不辍，利用业余时间充实学养并坚持从事书法的研习与创作，把“笔墨纸砚”视为人生一乐，在他这里，书法创作是修身、养性、养生及书写自己人生感悟的手段。因此，他的字里行间字体廋劲，丰筋神足，风骨尽显，率真豁达间暗含着一股沉静、坚韧之气，是其个性的浓缩，也是其人生的写照。现在，老先生已高寿九十六岁，伏案笔耕依然是他的日课。而在王念堂先生的眼里，孩子们的成才才是自己最大的成就，在他的精心培养之下，家里走出了王明明、王绿霞、王卫明等艺术名家。在先生对艺术有种强烈的意识：必须要立足于传统，要着重培养孩子的品格、学养及艺术感觉，品格、学养是根本，感觉是前提。他还深知一个道理，就是学习艺术必须找大家，起点一定要高，第一口奶非常重要！于是他就带着孩子到处寻访名家大师，想方设法叩开多位名家之门，先后向吴作人、李苦禅、徐之谦、顿立夫、启功、康殷等先生求教书艺，名家大师们的殷殷教诲不仅使孩子们受益匪浅、进步飞快，他自己的书艺也跟着不断提升。
王明明从小便是远近闻名的书画神童，儿童时期他的作品屡屡参加各类国际书画大展并数次获奖。因受到良好的家学影响，又先后得到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诸先生的点拨，使他更明白为人为艺的道理，养成了谦逊、平和、含蓄、执着的个性，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人最可贵的品格，因此在艺术创作上，王明明始终能保持着一种朴素情怀。与父辈不同的是，他可以从事艺术专业工作，在创作上，其博综邃于艺，人物、花鸟、山水、书法皆有所涉，亦都咸自成风，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之大家。绘事之余，王明明一直没有中断对书法的研习，他深知书法于中国画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书画同源，线是画之骨，如果书法不过关，线条必然立不起来，画则瘫软无神。于是他临碑读帖，醉池数十载。今看其书，早已不是为画而书了，已达到以书表情、独立成艺的层面，其用笔劲厉、欹正互出，书风古意盈然、闲和平静，一股扑面而来的文气与静气，彰显了其儒雅、练达、通透的境界与才情，于喧然闹市中开辟了一片沉稳而又不失清灵的净土。
王卫明为王明明小弟，他的艺术启蒙阶段和王明明的经历有些类似，三、四岁时便开始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画画，画得水墨画概括大气，寥寥几笔便能画出对象的神采来，作品也经常参加国外的儿童画展亦多次获奖。“文革”时期，因为无法画画，王念堂先生便让孩子们在家里练习书法，王明明习楷书和隶书，王卫明初习楷书，不到一年，一天他偶然试了一篇隶书，被父亲发现了他在隶书上的兴趣与天赋，于是引导他往隶书方面发展。不想，他这一写就是五十余年！其遍临《曹全碑》、《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张迁碑》、《华山庙碑》、《石门颂》、《西狭颂》、汉简、《痤鹤铭》以及清代伊秉绶、近人王福庵等名帖墨迹。如果说刚开始时王卫明还是在完成父亲、老师布置的任务的话，随着逐步深入，他渐渐地品味出隶书的外在之美及内在之魅，写字于他来说不再是“任务”了，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自觉间进入到了一种非常轻松、自如的状态，于是很早在书法方面便有了自家的面貌，成为当时最为年轻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得到吴作人、启功先生的赞许与肯定，并寄予厚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文化亦慢慢交流了起来，王卫明以最为年轻的中国书法家身份多次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通过对书法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王卫明发现书法需要文化的滋养及书法以外的养分，而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的逐渐势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当下很多专业书法家缺少了前人所具有的人文底蕴，把书法变成专业，“专业”水平反而并没有得到提高，失去了文化精神的供养以后，和前人差得越来越远，作品太流于表面，只剩下了技法与形式。在这种情境下，王卫明主动地把自己的创作置身于文化的积淀之上，非常注重内修，放弃安闲、稳定的工作，继续到中央美院学习及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深造，攻读下中国绘画史及佛教绘画史的博士学位，并有多种研究专著面世。学养的增高不但坚定了他的传统信念，同时也进一步滋养了他的书法。与父辈、兄长一样，王卫明对于名利看得非常淡，一直在完善自我。他不刻意去搞创新，不强调“表现”，而是自然地去流露本真。如此，他的“我”反而出来了，其书隽秀、纯净而内敛，甚至还显露出一点简淡与平凡，个性于此显露无遗。